杜亚泉：保险教学铺路人
发布时间：2014-10-31 10:32:57 作者：赵守兵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近期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业“新国十条”，业内为之欢呼。“新国十条”指出要在中小学和职业学校中普及保险教育和知识，此举若实施，对于培育保险市场将影响深远。之前，《保险伴你一生》读物已经进入部分中学，成为学生辅助读物，对此，业内评价甚高。然而，殊不知，在一百多年前，光绪末年时，在小学的数学课本中就已经有诸多数学习题涉及保险，而将保险编入其中的，就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杜亚泉。
人物素描
杜亚泉
（1873年－1933年12月6日），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又署伧父。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属上虞市长塘镇）人。 长塘镇位于曹娥江以西、鉴湖以东，这里群峰罗列，如屏如障，也是古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故里。
杜亚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将大量西方文献以及科学著作转译为中文，并在晚年参与了诸多教科书的编撰。在五四运动时期，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主张东西方文化调和，并与攻击儒家及中华传统道德的陈独秀进行过激烈的笔战。
学习新知 倡导西学
杜亚泉自幼就十分聪慧，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仅16岁时即中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日益兴盛。受此影响，他毅然放弃了科举之路，肄业于崇文书院，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开始求实，以济世救民。
杜亚泉接受新知的能力、自学的能力超乎常人。他常常“悉心研磨、忘餐忘寝”，家人“有目为痴者”。他十分喜欢和重视数学，认为数学是各种实学的入门。在他25岁时，他已先后自学了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等多门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在接触学习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后，杜亚泉开始致力于提倡发展科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应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了绍兴中西学堂的数学教师，并与蔡元培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00年，杜亚泉赴上海，更名为亚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元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这一年，杜亚泉个人创办了亚泉学馆及《亚泉杂志》。此举在当时实属“另类”事物。亚泉学馆对招收的学生开设了基本的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新知识，可以说它是后来私立大学的滥觞。亚泉学馆一方面开展招生教育的工作，一方面编辑出版《亚泉杂志》，这本杂志所载文章多为数理化论文，主要宣传自然科学知识，每半月出版1期，它是由中国人独自编辑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最早的中文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亦被科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办。
1902年，杜亚泉创普通学术室及《普通学报》，除自然科学栏目外，增加了哲法史文等社会科学栏目。其后又编辑了具有革新精神的教科书《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此书置清廷法令于不顾，一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的传统套路，首创按语言规律循循善诱，然后由实而虚的方法，使教育生活化。抛弃了经学教育，使新式教育踏上了正道。
1903年，杜亚泉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普通学书室后亦陷入困境。
情系“商务” 追求一生
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唤醒民众、教育启发民众，多有办新闻、出版者。当时我国经济落后，文盲众多，所以经办成功者少。杜亚泉在上海办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宗旨是推广科学。但当时读书者大多为做官，所以知音甚少、亏蚀极多。继办普通学书室、出版普通学报，也是相同情形（普通学是当时的流行语，意为通常知识，并无固定范围）。商务印书馆资本雄厚，人才济济，有经营之专门人才，编辑可以专心埋头于书稿，所以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有志以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发挥所长、舒展抱负的理想场所。
1904年秋，杜亚泉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至1932年，历时28年。他编写或主持编写了数百种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
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觉得在这里比自己办亚泉学馆、普通学室要省心、出成果多，而且商务印书馆以退休等条件相允诺，更使他义无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杜亚泉就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在《最新笔算教科书》中，第十三章从277款至289款，计有12款专门讲授了保险费用的计算问题，同时讲授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包括水险、火险、死险、保险公司、保单、规银、法、求保险行市、求所保之本、规银归本而求本、论死险等。
书中第277款介绍说，保险的“保”字并非保佑的意思，乃是包赔对的意思，就是说本主果然遇着灾难，保家要赔偿多少银钱。保险的三种，就是火险、水险、死险。
第278款介绍了“火险”，保火险，就是包管房屋货物的火灾，万一遭着，就照预定的价数，赔还本主。
第279款介绍了“水险”，保水险，就是包管船只货物风浪之灾，万一遭着，就照预定的价数，赔还本主。
第280款介绍了“死险”，保死险，就是包管人的性命，倘若死了，就照预定的银数，赔还他的家眷。
第281款介绍了“保险公司”，数人按股分凑本，定出保险的章程，然后领龙票开市，就为保险公司。
第282款介绍了“保单”，保家和被保者，两面所立之合同为保单。
第283款介绍了“规银”，规银就是保家所定保险的行市，都是在照着断定的价数，按百分折算。
第285款介绍了“求总规银”，有保险行市和所保之本，求总规银，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一条同理。计有八问，即九道习题的意思，其中第八问如下：有保险公司保船一只，其所保之本二万五千两，行市百分之十分之九，后因险银太大，转托别公司，代保一万两，行市百分之五分之四，又找一公司代保五千两，行市百分之一，问净得规银若干。书中还给出了答案：答95两。
第286款中介绍了“求保险行市”，有所保之本和规银，求保险行市，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二条同理。计有六问。
第287款中介绍了“求所保之本”，有规银利保险行市，求所保之本，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三条同理。计有六问。
第288款中介绍了“规银归本而求本”，有货物的价值，和保险行市，并将规银算于本内，而求所当保之本，如此货物被损，连值价代规银，都可得回。算此等问的法术，与上款并理。计有五问，其中对第一问进行了“解说”。
第289款中介绍了“论死险”，保死险比保火险和水险都稍微两样，时下在中国，没有保死险的公司，所以不必立法设问。至于论及死险的保法，大概分两样，第一法，是将规银一次全拿，第二法，是定下每年的规银，然后一年一次交拿，如此被保者，无论活多少岁死了，保家就将言定的银数，交付他的家眷。
《最新笔算教科书》出版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通过在数学课本中植入保险知识，对于学生的保险观念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资料显示，原始版本《笔算数学》，出版于“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公元1875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8年开始编写《笔算数学》，并在山东登州文会馆小学阶段开设数学课，他的弟弟约翰于1872年至1877年主管上海美华书馆时，出版了这本教材。书中已经有了保险的内容。
不过，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和专业性，使得《最新笔算教科书》进入了当时各学校的教材之中，影响甚广。此后，一系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中均出现了和保险有关的内容，例如现代初中教科书《算术》、职业教科书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商业算术》、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商业》、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新学制《算术教科书》等。直到1951年，数学课本中有关保险的内容就销声匿迹了，至今就再也没有出现。
杜亚泉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可用几个第一做概括：他首次在我国介绍化学元素周期律，首创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我国动植物学辞书的开山之作、重要的自然科学工具书《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及《小学自然科辞书》，皆为杜亚泉主编，还为《辞源》的编辑作出重要功绩；遵循语言规律、以词而不以字为儿童识读根本的《文学初阶》，是我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小学的格致、笔算课本等，都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史开天辟地的第一本；首译数学《盖氏对数表》；以圈点《二十四史》做试验，历时两年多，最早建议增加使用“，”（逗号）这一标点符号；担任国音统一会会员，首先讲究注音字母的创制问题；翻译了叔本华的《处世哲学》，又耗费了一年多的心血，写出了蔡元培先生充分肯定的《人生哲学》。
杜亚泉、高梦旦、陆尔奎一道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创业三杰”。
《算术》
《算术教科书》
主编《东方杂志》 论战东西方文化
除了大规模地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从1911年开始至1919年底的9年间，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主编，他对杂志进行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成为旧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型综合性期刊。
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学术思想潮流”，主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他以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在《东方杂志》纵横论列，在社会改造、政治鼎新以及东西文化问题上留下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深邃思考。他曾用“伧父”和“高劳”的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涉及内容范围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其文章从实际出发，有尖锐的批评，也有切合国情的建议，高瞻远瞩。如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提到：“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其政论也常有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1918年9月，他开始了与陈独秀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大论战。
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主张和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的。但在以激进反传统、重建现代价值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由此而受到《新青年》的猛烈批评。
因商务印书馆顾虑与当时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劝杜亚泉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只好被迫于1919年底辞去主编之职，论战结束。论战双方实际均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代表派别不同而已。
这是一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大论战，也正是这一场论战，使杜亚泉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守旧派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对这场论战，1934年胡愈之评价说“……曾有过一次论战，但是先生并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性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文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特别是王元化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等论文发表以后，早逝的杜亚泉才重新恢复了其在现代中国科技史和思想史中的应有的位置。
1932年“一·二八”事变，杜亚泉在上海的居所被日军炮火焚毁，“遂至赤贫”，仓皇之下全家避难上虞长塘的乡下老宅。在乡间的一年多时间里，杜亚泉完成了其最后一部著作，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在编纂的同时，他还每两周还为稽山中学（今绍兴第二中学）义务讲课。
其时因商务内部纠纷，他竟得不到应得的退休金，最后集贫病于一身。1933年秋，杜亚泉患肋膜炎，因无财产积蓄而致病笃时无钱医治。在病中，他仍没有停止对事业和他始终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思考。有一天晚上，他因思虑过度而彻夜不眠，次日即病势转沉，于1933年12月6日去世。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长达28年之久。如果从1900年开始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书刊，与蔡元培、张元济合办《外交报》，以著作者身份为商务编写书籍算起，直到病故时他还在为商务印书馆执笔，则共有34年因缘。对于他60年的人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杜亚泉墓地。
高尚品德 光映后世
像晚清以来的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所做的科学启蒙一样，杜亚泉也是“引进”的先行者之一，而且往往独立承当，不乏古道热肠。杜亚泉“幼习举业，父锡三望之綦切”，但他无意于仕途，作为乡间富绅的父亲对此颇为失望。但在漠视科学技术的年代里，杜亚泉始终以罕见的热情致力于知识的传播，一步步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理想，无怨无悔地服务社会，终使其父在晚年说出“亚泉真为吾之至孝儿”的心声。
他曾把很多业余时间用于浙路集款运动等方面，把家产资财用在绍兴8县旅沪组织和绍兴旅沪同乡公学等的筹设方面，用在上海、绍兴的办学兴学，用在无私地资助别人上。
杜亚泉后裔聚首杜曾就读学校。
杜亚泉本“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他逝世时“衾不蔽体，不异黔娄”，由蔡元培等挚友同仁发起捐助才使其家眷渡过难关。一代启蒙学人竟如是而终，也是莫大憾事。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杜亚泉的人格令人景仰不已。蔡元培在《杜亚泉君传》中说：“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可见杜亚泉敬事之勤谨实在，并不是只好“指点江山”的闲淡人物一类。张梓生以为“先生以治学、著书、作育人才终其一生，而其特色，则开风气之先，与一切以理想为依旧也”。胡愈之在《追悼杜亚泉先生》里这样说：“至于先生生平自奉之俭，治学之勤，待人的和蔼，处事的果敢，无不足为青年人效法。”
杜亚泉一切以事业为重，一生淡于名利、疏于权术，把身和心全部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崇高事业上。临终半年前他曾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实为其一生写照。
如今，坐落在小山坡上的杜亚泉墓显得寂静寥落，四周花开鸟鸣之声，几近可闻。面对略显斑驳的墓碑，虽没有“读罢泪沾襟”的强烈感觉，但一丝怅然还是涌上了心头……在这喧嚣的人世间，杜亚泉其人其名，知者真是太少了。
1996年，杜亚泉的家乡上虞市长塘镇的长塘中学正式更名为杜亚泉中学，一批批后进、无数的民众，将永远以先贤杜亚泉为荣。
近期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业“新国十条”，业内为之欢呼。“新国十条”指出要在中小学和职业学校中普及保险教育和知识，此举若实施，对于培育保险市场将影响深远。之前，《保险伴你一生》读物已经进入部分中学，成为学生辅助读物，对此，业内评价甚高。然而，殊不知，在一百多年前，光绪末年时，在小学的数学课本中就已经有诸多数学习题涉及保险，而将保险编入其中的，就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杜亚泉。
人物素描
杜亚泉
（1873年－1933年12月6日），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又署伧父。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属上虞市长塘镇）人。 长塘镇位于曹娥江以西、鉴湖以东，这里群峰罗列，如屏如障，也是古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故里。
杜亚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将大量西方文献以及科学著作转译为中文，并在晚年参与了诸多教科书的编撰。在五四运动时期，为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主张东西方文化调和，并与攻击儒家及中华传统道德的陈独秀进行过激烈的笔战。
学习新知 倡导西学
杜亚泉自幼就十分聪慧，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仅16岁时即中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日益兴盛。受此影响，他毅然放弃了科举之路，肄业于崇文书院，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开始求实，以济世救民。
杜亚泉接受新知的能力、自学的能力超乎常人。他常常“悉心研磨、忘餐忘寝”，家人“有目为痴者”。他十分喜欢和重视数学，认为数学是各种实学的入门。在他25岁时，他已先后自学了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等多门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在接触学习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后，杜亚泉开始致力于提倡发展科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应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了绍兴中西学堂的数学教师，并与蔡元培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00年，杜亚泉赴上海，更名为亚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元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这一年，杜亚泉个人创办了亚泉学馆及《亚泉杂志》。此举在当时实属“另类”事物。亚泉学馆对招收的学生开设了基本的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新知识，可以说它是后来私立大学的滥觞。亚泉学馆一方面开展招生教育的工作，一方面编辑出版《亚泉杂志》，这本杂志所载文章多为数理化论文，主要宣传自然科学知识，每半月出版1期，它是由中国人独自编辑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最早的中文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亦被科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办。
1902年，杜亚泉创普通学术室及《普通学报》，除自然科学栏目外，增加了哲法史文等社会科学栏目。其后又编辑了具有革新精神的教科书《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此书置清廷法令于不顾，一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的传统套路，首创按语言规律循循善诱，然后由实而虚的方法，使教育生活化。抛弃了经学教育，使新式教育踏上了正道。
1903年，杜亚泉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普通学书室后亦陷入困境。
情系“商务” 追求一生
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为唤醒民众、教育启发民众，多有办新闻、出版者。当时我国经济落后，文盲众多，所以经办成功者少。杜亚泉在上海办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宗旨是推广科学。但当时读书者大多为做官，所以知音甚少、亏蚀极多。继办普通学书室、出版普通学报，也是相同情形（普通学是当时的流行语，意为通常知识，并无固定范围）。商务印书馆资本雄厚，人才济济，有经营之专门人才，编辑可以专心埋头于书稿，所以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有志以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发挥所长、舒展抱负的理想场所。
1904年秋，杜亚泉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至1932年，历时28年。他编写或主持编写了数百种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
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觉得在这里比自己办亚泉学馆、普通学室要省心、出成果多，而且商务印书馆以退休等条件相允诺，更使他义无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杜亚泉就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在《最新笔算教科书》中，第十三章从277款至289款，计有12款专门讲授了保险费用的计算问题，同时讲授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包括水险、火险、死险、保险公司、保单、规银、法、求保险行市、求所保之本、规银归本而求本、论死险等。
书中第277款介绍说，保险的“保”字并非保佑的意思，乃是包赔对的意思，就是说本主果然遇着灾难，保家要赔偿多少银钱。保险的三种，就是火险、水险、死险。
第278款介绍了“火险”，保火险，就是包管房屋货物的火灾，万一遭着，就照预定的价数，赔还本主。
第279款介绍了“水险”，保水险，就是包管船只货物风浪之灾，万一遭着，就照预定的价数，赔还本主。
第280款介绍了“死险”，保死险，就是包管人的性命，倘若死了，就照预定的银数，赔还他的家眷。
第281款介绍了“保险公司”，数人按股分凑本，定出保险的章程，然后领龙票开市，就为保险公司。
第282款介绍了“保单”，保家和被保者，两面所立之合同为保单。
第283款介绍了“规银”，规银就是保家所定保险的行市，都是在照着断定的价数，按百分折算。
第285款介绍了“求总规银”，有保险行市和所保之本，求总规银，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一条同理。计有八问，即九道习题的意思，其中第八问如下：有保险公司保船一只，其所保之本二万五千两，行市百分之十分之九，后因险银太大，转托别公司，代保一万两，行市百分之五分之四，又找一公司代保五千两，行市百分之一，问净得规银若干。书中还给出了答案：答95两。
第286款中介绍了“求保险行市”，有所保之本和规银，求保险行市，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二条同理。计有六问。
第287款中介绍了“求所保之本”，有规银利保险行市，求所保之本，算此等问，与百分法第三条同理。计有六问。
第288款中介绍了“规银归本而求本”，有货物的价值，和保险行市，并将规银算于本内，而求所当保之本，如此货物被损，连值价代规银，都可得回。算此等问的法术，与上款并理。计有五问，其中对第一问进行了“解说”。
第289款中介绍了“论死险”，保死险比保火险和水险都稍微两样，时下在中国，没有保死险的公司，所以不必立法设问。至于论及死险的保法，大概分两样，第一法，是将规银一次全拿，第二法，是定下每年的规银，然后一年一次交拿，如此被保者，无论活多少岁死了，保家就将言定的银数，交付他的家眷。
《最新笔算教科书》出版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通过在数学课本中植入保险知识，对于学生的保险观念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资料显示，原始版本《笔算数学》，出版于“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公元1875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8年开始编写《笔算数学》，并在山东登州文会馆小学阶段开设数学课，他的弟弟约翰于1872年至1877年主管上海美华书馆时，出版了这本教材。书中已经有了保险的内容。
不过，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和专业性，使得《最新笔算教科书》进入了当时各学校的教材之中，影响甚广。此后，一系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中均出现了和保险有关的内容，例如现代初中教科书《算术》、职业教科书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商业算术》、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商业》、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新学制《算术教科书》等。直到1951年，数学课本中有关保险的内容就销声匿迹了，至今就再也没有出现。
杜亚泉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可用几个第一做概括：他首次在我国介绍化学元素周期律，首创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我国动植物学辞书的开山之作、重要的自然科学工具书《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及《小学自然科辞书》，皆为杜亚泉主编，还为《辞源》的编辑作出重要功绩；遵循语言规律、以词而不以字为儿童识读根本的《文学初阶》，是我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小学的格致、笔算课本等，都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史开天辟地的第一本；首译数学《盖氏对数表》；以圈点《二十四史》做试验，历时两年多，最早建议增加使用“，”（逗号）这一标点符号；担任国音统一会会员，首先讲究注音字母的创制问题；翻译了叔本华的《处世哲学》，又耗费了一年多的心血，写出了蔡元培先生充分肯定的《人生哲学》。
杜亚泉、高梦旦、陆尔奎一道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创业三杰”。
《算术》
《算术教科书》
主编《东方杂志》 论战东西方文化
除了大规模地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从1911年开始至1919年底的9年间，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主编，他对杂志进行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成为旧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型综合性期刊。
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学术思想潮流”，主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他以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在《东方杂志》纵横论列，在社会改造、政治鼎新以及东西文化问题上留下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深邃思考。他曾用“伧父”和“高劳”的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涉及内容范围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其文章从实际出发，有尖锐的批评，也有切合国情的建议，高瞻远瞩。如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提到：“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其政论也常有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1918年9月，他开始了与陈独秀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大论战。
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主张和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的。但在以激进反传统、重建现代价值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由此而受到《新青年》的猛烈批评。
因商务印书馆顾虑与当时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劝杜亚泉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只好被迫于1919年底辞去主编之职，论战结束。论战双方实际均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代表派别不同而已。
这是一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大论战，也正是这一场论战，使杜亚泉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守旧派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对这场论战，1934年胡愈之评价说“……曾有过一次论战，但是先生并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性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文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特别是王元化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等论文发表以后，早逝的杜亚泉才重新恢复了其在现代中国科技史和思想史中的应有的位置。
1932年“一·二八”事变，杜亚泉在上海的居所被日军炮火焚毁，“遂至赤贫”，仓皇之下全家避难上虞长塘的乡下老宅。在乡间的一年多时间里，杜亚泉完成了其最后一部著作，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在编纂的同时，他还每两周还为稽山中学（今绍兴第二中学）义务讲课。
其时因商务内部纠纷，他竟得不到应得的退休金，最后集贫病于一身。1933年秋，杜亚泉患肋膜炎，因无财产积蓄而致病笃时无钱医治。在病中，他仍没有停止对事业和他始终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思考。有一天晚上，他因思虑过度而彻夜不眠，次日即病势转沉，于1933年12月6日去世。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长达28年之久。如果从1900年开始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书刊，与蔡元培、张元济合办《外交报》，以著作者身份为商务编写书籍算起，直到病故时他还在为商务印书馆执笔，则共有34年因缘。对于他60年的人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杜亚泉墓地。
高尚品德 光映后世
像晚清以来的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所做的科学启蒙一样，杜亚泉也是“引进”的先行者之一，而且往往独立承当，不乏古道热肠。杜亚泉“幼习举业，父锡三望之綦切”，但他无意于仕途，作为乡间富绅的父亲对此颇为失望。但在漠视科学技术的年代里，杜亚泉始终以罕见的热情致力于知识的传播，一步步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理想，无怨无悔地服务社会，终使其父在晚年说出“亚泉真为吾之至孝儿”的心声。
他曾把很多业余时间用于浙路集款运动等方面，把家产资财用在绍兴8县旅沪组织和绍兴旅沪同乡公学等的筹设方面，用在上海、绍兴的办学兴学，用在无私地资助别人上。
杜亚泉后裔聚首杜曾就读学校。
杜亚泉本“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他逝世时“衾不蔽体，不异黔娄”，由蔡元培等挚友同仁发起捐助才使其家眷渡过难关。一代启蒙学人竟如是而终，也是莫大憾事。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杜亚泉的人格令人景仰不已。蔡元培在《杜亚泉君传》中说：“人有以科学家称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可见杜亚泉敬事之勤谨实在，并不是只好“指点江山”的闲淡人物一类。张梓生以为“先生以治学、著书、作育人才终其一生，而其特色，则开风气之先，与一切以理想为依旧也”。胡愈之在《追悼杜亚泉先生》里这样说：“至于先生生平自奉之俭，治学之勤，待人的和蔼，处事的果敢，无不足为青年人效法。”
杜亚泉一切以事业为重，一生淡于名利、疏于权术，把身和心全部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崇高事业上。临终半年前他曾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实为其一生写照。
如今，坐落在小山坡上的杜亚泉墓显得寂静寥落，四周花开鸟鸣之声，几近可闻。面对略显斑驳的墓碑，虽没有“读罢泪沾襟”的强烈感觉，但一丝怅然还是涌上了心头……在这喧嚣的人世间，杜亚泉其人其名，知者真是太少了。
1996年，杜亚泉的家乡上虞市长塘镇的长塘中学正式更名为杜亚泉中学，一批批后进、无数的民众，将永远以先贤杜亚泉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