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农民 才可能读懂农村和农业
发布时间：2014-08-29 10:46:32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本书中，司徒朔以媒体工作者与农民后代的双重思维，展开了与农民父母的对话，并通过梳理父母记忆深处的诸多切身体会，以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努力还原历史细节。本书所记内容基本涵盖了新中国至今，所以阅读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就像是在浏览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新中国农业史。
父母的经历，总体上印证了社会风云变幻下农村的发展变迁，比如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从过去政治至上到如今宗教悄然兴起。尽管本书对话具有家庭个性特色，但以本人对华中老家农村的了解，虽然与司徒朔老家的华北农村相距甚遥，但却有着太多的共同感受，比如近年来迷信思想在农村迅速蔓延，农田撂荒现象司空见惯，农村学校撤并后村办小学的消失，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治安形势严峻……
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大集体的年代遭遇太多不堪，但在父母眼里，虽然那个年代普遍吃不好、穿不好，但偶尔也会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的因为本村可以吃上大米和白面馒头，有的仅仅因为自己的成分“又红又专”而高人一等。
直至今天，在工人与农民的不同身份中，农民始终扮演弱势角色，过去强调以农补商，农民种田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和定价交公粮，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在僵硬体制下，家庭贫富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以及一个家庭是否“善于”从嘴巴里抠点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方面，这种体制性还表现在，农民可以像城里人那样，每天按照队长分工下地干活，然后挣工分，或者吃大锅饭，或者分口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集体大锅饭被打破，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在化肥与农药以及优良种子的“帮助”下，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农民收入也实现了多年来的快速增长。这次农业改革，更像是打破传统体制，进而释放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经过几年的增长后，靠产量增收模式很快触顶，一则产量不可能无限提高，二则粮食供应价格低迷。农业改革后继乏力，而增量式发展并未直面农村多年沉淀下来的种种问题。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5年后，国务院取消了农业税，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第一次不用交税。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但不交税与农业补贴并不能给农民指明发展方向，农村地少人多，发展瓶颈显而易见。为了给儿子凑足大学学费，务农“好把式”的父亲不是靠老本行，而是外出打工。当传统体制的力量从农村骤然退场时，并未出现弥补传统体制真空、适应市场形势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近似一盘散沙，各谋生计。表面看许多地方的农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实际则应归功非农收入。
可以肯定的是，父母对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并非真愿回到那个物质馈乏的年代，而是对能够带领农民走上致富道路的新社群的强烈渴望。
小农思想的困惑与无奈
本书开篇，司徒朔提到以前有朋友说他“你真农民”。朋友之间多带调侃，但调侃本身取决于农民这一身份背景。在当下的现实中，农民这一传统身份正悄悄地让渡于农民工。农民工虽然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粗、重、累、毒、脏活，但他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均未取得应有的认同。所谓“农民工”，意味他们的第一身份仍旧是农民，而“工”更像是一种点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农民工”就像是一只远飞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无法真正脱离农村。
民以食为天。在粮食紧缺年代，农民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在以农补工、以农补商的政策下，原本收入微薄的农民长期处于向社会输血的状态。温饱问题解决后，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务农还有补贴，但务农收入不高或者亏本的现状并未扭转。农业仍像是大量务工人员的稳定阀——一旦受到市场经济波动，“农民工”将会撤回大本营，城市根本不用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像司徒朔的父母一样，虽然农村仍有一些选择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地道农民，但在种田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大多只是种点基本口粮。即便像2008年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许多人要么就近找活干，要么靠啃打工挣的老本度日。
尽管时过境迁，小农思想，仍旧是社会给予农民群体最经久的评价。表面看来，农民缺乏长远眼光，小富即安，但如果上升通道狭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捉襟见肘，经济死板……置身这样环境，能够安身立命已属不易。更何况，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保障几近为零，包括赡养老人等所有责任农民都得一肩挑。他们收入低，抗风险能力更低，经不起疾病的折腾。他们是自己乃至全家的第一依靠，他们所处的现实困境决定了他们的思维。
传统的崩塌与待建
当市场开始大肆炒作乃至买卖文化时，其实每个乡村原本均有其纯朴的传统。这些传统有的是落后的，有的则具有典型的“抱团取暖”特色。父母的婚配源自媒人的牵线，二人从相识到结婚几乎没什么深入的沟通。新一代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不太可能延续传统方式走进婚姻殿堂。毫无疑问，这是现代文明沐浴的结果。
但并不是所有改变带来的都是进步。过去大集体时代，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尚且有一些活跃于乡村的文化活动，除了放电影，还有说书、舞龙（船）等，大集体消失之后，这些活动瞬间清零。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个村落，看到最多的娱乐是看电视和打麻将。记得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到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其实相较于劳动力的空心化，农村文化信仰的空心化现象更令人忧心。近年农村迷信风潮的兴起，特别是一些邪教的蔓延，很难说这不是农村精神空虚的真实折射。
过去我们常讲发展是推陈出新，仅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发展经历来看，“陈”倒是推下去了，但“新”却迟迟未能建立，道德水准迅速滑坡。发展肯定会淘汰一些旧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农村的文化“真空”，迷失在所难免。
读懂中国的农民，才能读懂中国的农村，才能深入认识中国农业的现实，才可能更有效地破解“三农”困惑。司徒朔与父母的对话，其实是打开通向农民心底的一扇窗户。
作者: 司徒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8月
定价: 36元
本书中，司徒朔以媒体工作者与农民后代的双重思维，展开了与农民父母的对话，并通过梳理父母记忆深处的诸多切身体会，以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努力还原历史细节。本书所记内容基本涵盖了新中国至今，所以阅读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就像是在浏览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新中国农业史。
父母的经历，总体上印证了社会风云变幻下农村的发展变迁，比如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从过去政治至上到如今宗教悄然兴起。尽管本书对话具有家庭个性特色，但以本人对华中老家农村的了解，虽然与司徒朔老家的华北农村相距甚遥，但却有着太多的共同感受，比如近年来迷信思想在农村迅速蔓延，农田撂荒现象司空见惯，农村学校撤并后村办小学的消失，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治安形势严峻……
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大集体的年代遭遇太多不堪，但在父母眼里，虽然那个年代普遍吃不好、穿不好，但偶尔也会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的因为本村可以吃上大米和白面馒头，有的仅仅因为自己的成分“又红又专”而高人一等。
直至今天，在工人与农民的不同身份中，农民始终扮演弱势角色，过去强调以农补商，农民种田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和定价交公粮，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在僵硬体制下，家庭贫富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劳动力的多寡，以及一个家庭是否“善于”从嘴巴里抠点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方面，这种体制性还表现在，农民可以像城里人那样，每天按照队长分工下地干活，然后挣工分，或者吃大锅饭，或者分口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集体大锅饭被打破，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在化肥与农药以及优良种子的“帮助”下，粮食产量迅速增长，农民收入也实现了多年来的快速增长。这次农业改革，更像是打破传统体制，进而释放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经过几年的增长后，靠产量增收模式很快触顶，一则产量不可能无限提高，二则粮食供应价格低迷。农业改革后继乏力，而增量式发展并未直面农村多年沉淀下来的种种问题。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5年后，国务院取消了农业税，中国农民数千年来第一次不用交税。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但不交税与农业补贴并不能给农民指明发展方向，农村地少人多，发展瓶颈显而易见。为了给儿子凑足大学学费，务农“好把式”的父亲不是靠老本行，而是外出打工。当传统体制的力量从农村骤然退场时，并未出现弥补传统体制真空、适应市场形势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近似一盘散沙，各谋生计。表面看许多地方的农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实际则应归功非农收入。
可以肯定的是，父母对传统体制的迷茫与迷恋，并非真愿回到那个物质馈乏的年代，而是对能够带领农民走上致富道路的新社群的强烈渴望。
小农思想的困惑与无奈
本书开篇，司徒朔提到以前有朋友说他“你真农民”。朋友之间多带调侃，但调侃本身取决于农民这一身份背景。在当下的现实中，农民这一传统身份正悄悄地让渡于农民工。农民工虽然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粗、重、累、毒、脏活，但他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均未取得应有的认同。所谓“农民工”，意味他们的第一身份仍旧是农民，而“工”更像是一种点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农民工”就像是一只远飞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无法真正脱离农村。
民以食为天。在粮食紧缺年代，农民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在以农补工、以农补商的政策下，原本收入微薄的农民长期处于向社会输血的状态。温饱问题解决后，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务农还有补贴，但务农收入不高或者亏本的现状并未扭转。农业仍像是大量务工人员的稳定阀——一旦受到市场经济波动，“农民工”将会撤回大本营，城市根本不用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像司徒朔的父母一样，虽然农村仍有一些选择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地道农民，但在种田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大多只是种点基本口粮。即便像2008年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许多人要么就近找活干，要么靠啃打工挣的老本度日。
尽管时过境迁，小农思想，仍旧是社会给予农民群体最经久的评价。表面看来，农民缺乏长远眼光，小富即安，但如果上升通道狭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捉襟见肘，经济死板……置身这样环境，能够安身立命已属不易。更何况，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保障几近为零，包括赡养老人等所有责任农民都得一肩挑。他们收入低，抗风险能力更低，经不起疾病的折腾。他们是自己乃至全家的第一依靠，他们所处的现实困境决定了他们的思维。
传统的崩塌与待建
当市场开始大肆炒作乃至买卖文化时，其实每个乡村原本均有其纯朴的传统。这些传统有的是落后的，有的则具有典型的“抱团取暖”特色。父母的婚配源自媒人的牵线，二人从相识到结婚几乎没什么深入的沟通。新一代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不太可能延续传统方式走进婚姻殿堂。毫无疑问，这是现代文明沐浴的结果。
但并不是所有改变带来的都是进步。过去大集体时代，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尚且有一些活跃于乡村的文化活动，除了放电影，还有说书、舞龙（船）等，大集体消失之后，这些活动瞬间清零。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个村落，看到最多的娱乐是看电视和打麻将。记得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到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其实相较于劳动力的空心化，农村文化信仰的空心化现象更令人忧心。近年农村迷信风潮的兴起，特别是一些邪教的蔓延，很难说这不是农村精神空虚的真实折射。
过去我们常讲发展是推陈出新，仅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农村发展经历来看，“陈”倒是推下去了，但“新”却迟迟未能建立，道德水准迅速滑坡。发展肯定会淘汰一些旧东西，但如果没有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农村的文化“真空”，迷失在所难免。
读懂中国的农民，才能读懂中国的农村，才能深入认识中国农业的现实，才可能更有效地破解“三农”困惑。司徒朔与父母的对话，其实是打开通向农民心底的一扇窗户。
作者: 司徒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8月
定价: 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