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发展趋势下的中国路径探索

乔·史塔威尔是《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经济学人》知名撰稿人。自1980年代起，史塔威尔便在亚洲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此前，他曾推出了《亚洲教父》和《中国热》等颇有影响的著作。本书中，他通过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试图以更高视角剖析亚洲的发展路径。

史塔威尔首先从地缘角度将东亚划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阵营，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东南亚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深入分析两大阵营的土地、制造业和金融业，探寻曾为“亚洲四小龙”的东南亚诸国为什么会陷入发展反转？东北亚的韩国却能突破金融危机获得新生？日本为什么在接近巅峰时陡然陷入徘徊……当然，作为中国的一名读者，我最关心的是亚洲趋势下中国发展路径探索。

作者：乔·史塔威尔
翻译：蒋宗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5月
定价：68元

农业发展当厘清虚实

2002年，史塔威尔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访问时指出，“亚洲有三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基本上按照它们的模式发展”，他们都“进行了土地改革的东北亚把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提供给制造业”。

本书中，史塔威尔进一步延伸了前述观点，认为东亚的土地问题具有较强的地域特性，即人多地少。土地政策变革前，东北亚农民群体庞大，“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谋生”。土地问题关系占社会大多数群体的基本生存大局，更何况，传统农业中农民失地现象极其突出，社会基本保障压力极大，阶层矛盾冲突不断。基于这样的现实，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纷纷出台相关土地政策，或要求“地主”限时出售土地，供失地农民耕种；或通过政府收购方式，转交失地农民。当在“饥寒交迫”中的失地农民获得土地后，务农积极性迅速高涨，耕地面积的最大“潜能”得到了有效释放。而随着精耕细作效率的逐步提高，逐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其富余劳动力才可以“安心”地向城市流动。

农村土地政策变革贯穿了新中国的发展史。从土改到集体大锅饭，再到凤阳农民“闯”出的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发展经历了破、立、破的曲折轨迹，总体来看还是土地再分配的尝试。史塔威尔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几无可能。不过，史塔威尔同时又认为，这种改革虽然让失地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因为缺乏所有权的支撑，失地风险如影随形，这一点在一些地方近年推进的“农民上楼”运动中表现极为突出。

中国农业发展将向何处去？史塔威尔只是提出了产权问题，这显然不够。著名社会历史学家黄宗智通过多年观察研究后完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史三部曲”，他认为受地力、人力以及膳食结构等诸多因素制约，欧美的农业发展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固化，虽为土地流转铺平道路，但同时也孕育了“新失地”风险。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用工荒”，但以当前非农行业创造的岗位，难以消化因失地而“制造”的大量劳动力。所以黄宗智认为，当前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培育“家庭小农场”，即以血亲和姻亲“控股”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不过，农业未来发展，必须厘清虚实。虽然土地至今仍然可以为农民提供“保底”生存保障，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仅凭一般性务农，致富难度极大。而大量从课堂直接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子女甚至根本就没想过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农业经济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非农化”，与此对应的是土地抛荒现象在许多地方极其普遍。

或者说，土地平均分配只是解决了生存而非富裕问题。仅仅解决农民不饿肚子的问题，这不是真正的农业经济。没有发展，城乡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而差距同样会成为孕育社会危机的“沃土”。顺便提及的是，由于受到政策有力呵护，2013年日本农民收入超过了普通公务员。而韩国农民收入一直在相当于城镇居民八成左右徘徊。

工业制造需摒弃虚胖

从1990至1996年，顶着“亚洲四小龙”光环的泰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达 8%。然而，一场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危机不断，冲突延续至今。同样遭受金融危机的韩国，经过短暂波折后，重整精神，1999年便实现复苏（增长率达到9%），此后数年保持了5%～6%的较高增速。

之所以如此结果，史塔威尔认为除了金融管控因素外，两国工业结构起了关键作用。金融危机前的泰国虽然经济增速较高，但大多是低端外包加工，既缺乏知识产权含量，也没什么附加值，说直白点，赚的是点加工费。一开始韩国与泰国没什么差别，但韩国很注重培育规模性的民族企业。当然，仅仅有规模不行，还必须让这些企业勇于直面国际竞争。为此，韩国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既在培育大企业方面给予种种优惠，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必须满足出口条件。在严格的出口纪律下，现代、三星等韩国企业在摔打中迅速成长。相比之下，几乎无法记起泰国有什么响亮的国际品牌。

1980年代，“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在沿海遍地开花，满足了开放初期的外汇需求，同时有效吸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2013年，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更是高达8.3万亿美元，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2014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的公司数量创纪录地达到100家，数字上似乎能给人以美好的想象，但垄断的国企依然占比极大。

史塔威尔认为中国国企是“怪兽式”的，基于大家感同身受的原因，在此不作赘述。注意到，近来有人频频以高铁发展作为挽救国企声誉的“铁证”。确实，在前铁道部统一主导下，中国高铁发展迅速驶入了快车道。但有两点我们仍需深入观察：一是高铁发展虽然掌握了技术规模先机，但其经济效益尚待观察，至少短期内仅凭经营收益难以消化高铁建设的万亿负债；二是当前的高铁发展并不是自主研发知识的结果，购买虽然可以缩短与国际差距，但如果缺乏后续的自主创新能力，未来竞争态势有待观察。

总之，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坚决摒弃虚胖，即不能仅凭其数量与规模，比如那些靠政策垄断上游资源的大型国企，而要看其是否具有创新力，是否有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金融政策当不慕虚名

还是说说泰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后，泰国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加快了金融开放步伐。不过，此后十多年的发展充分表明，这些“良策”并没有真正挽泰国于危澜。史塔威尔认为，其原因在于泰国经济实力有限，羽翼未丰之时便急急地洞开金融大门，这种看似很先进的接轨，实际等同将金融话语权拱手出让。这样的接轨看似超前，实际丧失了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发展农业和培植优势企业的能力。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发展确实为一个逐渐开放、拥抱世界的过程。但是，基于每个国家所面临现实的巨大差异性，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打开一扇国门那么简单。史塔威尔感到，越是发展初期，金融自主控制权越是重要。这种控制权虽然会遭到外界不开放的指责，但可以为国内还显虚弱的经济提供有效庇护。

问题往往是，在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遭到来自外部的“威逼利诱”。史塔威尔认为泰国是最好的反面典型，韩国则是正面典型。1957年，韩国一度臣服于美国的“改革”要求，但三年后朴正熙将银行又重新收归国有，并认为，“一个得到妥善管理的银行体系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另一个是必须满足发展重工业的融资需求”。事实上，正是朴正熙开启了韩国经济腾飞时代。

金融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调控手段，“可以引导一个国家有限的金融资源去扶持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但是，政府金融控制权与政府控制金融不应混同为同一概念，金融控制权意味着政府只是占控制主导力量，而政府控制意味着金融的一切活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政府决策。虽然后面的管控可能更有效地抵御金融危机，但过于行政化的金融体系并不能满足市场规律的需要。比如，金融控制权下的银行可以参考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后者则可能出于平衡地方发展差距或政绩发展需要，分摊一些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行政性融资任务。

如此看来，金融发展既要不慕开放的虚名，至而沦为国际金融大鳄鱼肉对象，也要力避过于行政化，至而偏离市场轨道，毕竟金融业的发展最终要顺应市场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