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馨吾：曲人传奇
发布时间：2014-07-04 11:00:03 作者：赵守兵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
——法新社专电 1940年8月1日
□赵守兵
他是抗战八年期间“陆地兵险”的创办者，他还是著名的昆曲名家。他热爱保险，但是他对昆曲的热爱却远胜过于此。
他就是项馨吾。
项馨吾
受益于澄衷学堂
1899年，项馨吾出生于上海嘉定。得益于殷实的家境，他顺利进入了澄衷学堂学习。
澄衷学堂是以叶澄衷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所新式学堂。叶澄衷先生生于1840，卒于1899，原籍浙江慈溪，生于镇海。1896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他被指派担任总董。后来，叶澄衷通过捐助得到了候选道员加二品顶戴的官衔。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他出资现银10万两兴建了中国的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也就是“澄衷蒙学堂”。遗憾的是当年10月，叶澄衷先生就因病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却承其遗愿，继续向学堂续捐了白银10万两，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投入。
澄衷学堂位于美租界虹口新记浜后的后面，唐山路以北。初期仅仅是一个寻常的小学，但是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并且由初始的高等小学增办了中学。学生在初等小学学习四年就可以毕业，学科包括了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图画、唱歌总计十科。高等小学毕业同样需要四年，学科较初等小学增加了英文、商业、手工三科。学生俱不寄宿，每日供午饭一餐，不收学膳等费。学生所用纸张、笔墨、课本均由学校免费发给。
1909年刊行于上海的《图画日报》，曾长期连载《上海之建筑》，澄衷学堂位列其中，由此可知该学堂的建筑风格非常别致。
蔡元培是澄衷学堂第一任校长。胡适、竺可桢是澄衷学堂的最早的一批学生。 胡适在上海一共进过三个学堂，分别是梅溪、澄衷、中国公学。他在《四十自述》写到，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来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
项馨吾进入该学堂学习时，深受校风的影响。此时该学校高等课程中的《商业》课本已经有了“保险”内容。因此，他早早地就接触到了保险的基本知识。
从该学校毕业后，项馨吾顺利地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后来因为他的英文和专业都有突出的表现，因此不就就被派往位于伦敦的中国银行工作。在海外的工作经历，让他大大开拓了视野。
1931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开始筹建中国保险公司，马上就想到了它，随即安排项馨吾到英国伦敦的太阳保险公司考察。他也由此成为最早到国外保险公司深造的中国人之一。
考察结束后，项馨吾回国就任中国保险公司的副经理。
老年项馨吾
创办战时保险业务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了保险部。为了发展业务，1936年春，中信局高薪聘请项馨吾为保险部的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东、中南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军的飞机到四处轰炸，使得这项业务的风险非常大。
作为在国内外同业中有较高声望的保险专家，项馨吾奔走四方，积极游说，劝说华洋保险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业务，但是由于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运输兵险费率标准，尽管如此，赔付率依然相当高。
1939年7月，由于“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日伪特务机关在上海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上海党组织从长期抗战的需要考虑，对群众团体抗日救亡活动较为出头露面的党员，开始有计划的安排转移。
此时，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动员组织沿海工厂内迁，但由于当时制空权掌握在日军手中，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为了消除他们怕遭敌机轰炸的顾虑，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这是一种适应战争需要而开办的险种，是冲破国际惯例的创举。
由于缺乏国内外的参考数据，加上英美保险公司不愿接受分保，因此该项业务的风险很大，只能由政府财政兜底。既无分保，更无专业人才，开办难度甚大，怎么办呢？中信局特地安排项馨吾秘密潜赴上海，秘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保险优秀人才。
这次选聘工作得到了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和“上海市保险业业余同仁联合会”的积极协助，他们通过《保联》杂志刊发了招聘消息，半月内报名者即达百人。经过项馨吾的面试，择优录用了13名青年精英。这13名青年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保险界的传奇人物被誉为“十三太保”。
1939年12月7日，陆地兵险业务首先在重庆开办，随之在大后方全面展开。其承保对象大多是工厂与仓库，以及部分指定的商店和轮渡设施，基本责任是由于飞机轰炸所致的损毁及延烧损失，基本费率为0.50%、0.75%、1%，保险期限为1个月。
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兵险业务办法简易、费率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迁工厂和负责运输的部门在日军轰炸中所受的损失，对发展后方生产充实战争资源起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作用。
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承办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能够在民族危机之时减轻工矿主和商人的损失，极大地树立了诚信形象，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同，这是保险事业在抗战中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战时兵险”作为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最初设想由政府财政支持，不求盈利，只求保障。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兵险”深受社会欢迎，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
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现法新社）专电说：“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这篇报道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但“兵险”盈余却是不争的事实。
1941年，项馨吾任中信局产物保险处经理。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回到了上海。1947年，项馨吾主持策划筹建了中国航联产物保险公司及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原内定为总公司总经理，但是开业后却担任了常务董事，有点出乎意料。此时，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在纽约设立了办事处，于是项馨吾奉命出任了该机构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1950 年后，国民党政府撤销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 纽约办事处机构。项馨吾遂转入了美亚保险公司工作，直至1973年退休，时年75岁。
项馨吾还曾历任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第一至第三届名誉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
自左至右：俞程兢英、张元和、项馨吾、楼蕙君
痴迷昆曲 天淡云闲
尽管在保险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世人对于他的评价和保险有关系的却非常少，因为他在昆曲领域的成就更大，实乃是著名的昆曲家。
项馨吾幼年即随同乡徐某学习昆曲，后来得到了名家俞粟庐的指点，他专工五旦，演唱注重音韵，讲究口法，规矩而细腻。民国初年，他就参加了赓春曲社，与徐凌云、殷震贤、俞振飞等友经常在一起，雅集唱和。二十年代末，项馨吾在高亭唱片公司还灌有《折柳》、《惊梦》、《絮阁》、《琴挑》、《刺虎》等唱片，均为五旦唱法典范。其中《思凡》等戏的身段得自丁兰荪等前辈。
1921年春，项馨吾参加穆藕初等创办的昆剧保存社，翌年在为昆剧传习所集资的义演中串演了《折柳、阳关》。1934年昆剧保存社为筹集基金，邀梅兰芳、俞振飞等举行会串三天，项馨吾串演了《佳期》、《乔醋》。抗战期间，项馨吾在重庆与范崇实等共组重庆曲社，聘倪传钺、姚传芗指导艺事。项馨吾曾扮演《牡丹亭》小生柳梦梅。此外，他还扮演《长生殿》中的唐明皇。
1947年，项馨吾移居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居美三十余年间，他继续于海外提倡昆曲艺术，组织曲社活动。
1963年，项馨吾和友人一起在纽约的Flashing Institute上台公演《长生殿》的《惊变》。演出本《惊变》又名《小宴惊变》，原取自《长生殿》的第二四出。前半场自《粉蝶儿》至《扑灯蛾》的部分称为《小宴》，后半场称为《惊变》。该出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正在御花园中照常游乐，却突然晴天霹雳，传来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于是唐明皇大惊失色，急忙出奔的窘状。
演出完毕，项馨吾先生感慨万千，于是就在张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抄下了《惊变》里的《粉蝶儿》一曲：
天淡云闲，
列长空数行新雁，
御园中秋色烂斑，
柳添黄，
减绿，
红莲脱瓣，
一抹雕栏，
喷清香桂花初绽。
1978年夏，项馨吾以八十高龄回国探亲，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与曲友曲叙，因喉音失润，改以低调唱大官生，仍笛为曲友伴奏如故。
其在京时，许姬传联络北京曲家，在梅宅缀玉轩两度举行欢迎项馨吾曲叙，席间，项亲为其撅笛唱《弹词》、《一枝花》、《货郎儿》等曲。11月，项馨吾在江苏省昆剧院观看《寄子》，“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当时，张充和的姐姐张允和也在场，赋下此诗赠项，以志纪念：
闻歌寄子泪侵巾，
卅载抛儿别梦沉；
万里云天无阻隔，
明年花发觅知音。
返美后，项馨吾染喉癌，于1983年5月在美国纽约病逝。“十三太保”的传奇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
——法新社专电 1940年8月1日
□赵守兵
他是抗战八年期间“陆地兵险”的创办者，他还是著名的昆曲名家。他热爱保险，但是他对昆曲的热爱却远胜过于此。
他就是项馨吾。
项馨吾
受益于澄衷学堂
1899年，项馨吾出生于上海嘉定。得益于殷实的家境，他顺利进入了澄衷学堂学习。
澄衷学堂是以叶澄衷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所新式学堂。叶澄衷先生生于1840，卒于1899，原籍浙江慈溪，生于镇海。1896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他被指派担任总董。后来，叶澄衷通过捐助得到了候选道员加二品顶戴的官衔。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他出资现银10万两兴建了中国的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也就是“澄衷蒙学堂”。遗憾的是当年10月，叶澄衷先生就因病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却承其遗愿，继续向学堂续捐了白银10万两，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投入。
澄衷学堂位于美租界虹口新记浜后的后面，唐山路以北。初期仅仅是一个寻常的小学，但是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并且由初始的高等小学增办了中学。学生在初等小学学习四年就可以毕业，学科包括了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图画、唱歌总计十科。高等小学毕业同样需要四年，学科较初等小学增加了英文、商业、手工三科。学生俱不寄宿，每日供午饭一餐，不收学膳等费。学生所用纸张、笔墨、课本均由学校免费发给。
1909年刊行于上海的《图画日报》，曾长期连载《上海之建筑》，澄衷学堂位列其中，由此可知该学堂的建筑风格非常别致。
蔡元培是澄衷学堂第一任校长。胡适、竺可桢是澄衷学堂的最早的一批学生。 胡适在上海一共进过三个学堂，分别是梅溪、澄衷、中国公学。他在《四十自述》写到，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来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
项馨吾进入该学堂学习时，深受校风的影响。此时该学校高等课程中的《商业》课本已经有了“保险”内容。因此，他早早地就接触到了保险的基本知识。
从该学校毕业后，项馨吾顺利地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后来因为他的英文和专业都有突出的表现，因此不就就被派往位于伦敦的中国银行工作。在海外的工作经历，让他大大开拓了视野。
1931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开始筹建中国保险公司，马上就想到了它，随即安排项馨吾到英国伦敦的太阳保险公司考察。他也由此成为最早到国外保险公司深造的中国人之一。
考察结束后，项馨吾回国就任中国保险公司的副经理。
老年项馨吾
创办战时保险业务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了保险部。为了发展业务，1936年春，中信局高薪聘请项馨吾为保险部的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东、中南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军的飞机到四处轰炸，使得这项业务的风险非常大。
作为在国内外同业中有较高声望的保险专家，项馨吾奔走四方，积极游说，劝说华洋保险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业务，但是由于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运输兵险费率标准，尽管如此，赔付率依然相当高。
1939年7月，由于“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日伪特务机关在上海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上海党组织从长期抗战的需要考虑，对群众团体抗日救亡活动较为出头露面的党员，开始有计划的安排转移。
此时，重庆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动员组织沿海工厂内迁，但由于当时制空权掌握在日军手中，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为了消除他们怕遭敌机轰炸的顾虑，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这是一种适应战争需要而开办的险种，是冲破国际惯例的创举。
由于缺乏国内外的参考数据，加上英美保险公司不愿接受分保，因此该项业务的风险很大，只能由政府财政兜底。既无分保，更无专业人才，开办难度甚大，怎么办呢？中信局特地安排项馨吾秘密潜赴上海，秘密选聘富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保险优秀人才。
这次选聘工作得到了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和“上海市保险业业余同仁联合会”的积极协助，他们通过《保联》杂志刊发了招聘消息，半月内报名者即达百人。经过项馨吾的面试，择优录用了13名青年精英。这13名青年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保险界的传奇人物被誉为“十三太保”。
1939年12月7日，陆地兵险业务首先在重庆开办，随之在大后方全面展开。其承保对象大多是工厂与仓库，以及部分指定的商店和轮渡设施，基本责任是由于飞机轰炸所致的损毁及延烧损失，基本费率为0.50%、0.75%、1%，保险期限为1个月。
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兵险业务办法简易、费率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迁工厂和负责运输的部门在日军轰炸中所受的损失，对发展后方生产充实战争资源起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作用。
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承办战时运输兵险和战时陆地兵险，能够在民族危机之时减轻工矿主和商人的损失，极大地树立了诚信形象，扩大了保险业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同，这是保险事业在抗战中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战时兵险”作为非常时期的无奈之选，最初设想由政府财政支持，不求盈利，只求保障。出乎国民政府意料的是，“兵险”深受社会欢迎，工商企业投保十分踊跃，保险费收入除去赔款支出后尚有盈余。
1940年8月1日法国驻重庆的哈瓦斯通讯社（现法新社）专电说：“截止七月初为止，重庆兵险的保险金额为法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其所征收之保险费率最高为1%，该局在此项兵险业务中所获之盈利已达一千万元。”这篇报道夸大其辞，不足为信，但“兵险”盈余却是不争的事实。
1941年，项馨吾任中信局产物保险处经理。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回到了上海。1947年，项馨吾主持策划筹建了中国航联产物保险公司及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原内定为总公司总经理，但是开业后却担任了常务董事，有点出乎意料。此时，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在纽约设立了办事处，于是项馨吾奉命出任了该机构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1950 年后，国民党政府撤销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 纽约办事处机构。项馨吾遂转入了美亚保险公司工作，直至1973年退休，时年75岁。
项馨吾还曾历任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第一至第三届名誉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
自左至右：俞程兢英、张元和、项馨吾、楼蕙君
痴迷昆曲 天淡云闲
尽管在保险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世人对于他的评价和保险有关系的却非常少，因为他在昆曲领域的成就更大，实乃是著名的昆曲家。
项馨吾幼年即随同乡徐某学习昆曲，后来得到了名家俞粟庐的指点，他专工五旦，演唱注重音韵，讲究口法，规矩而细腻。民国初年，他就参加了赓春曲社，与徐凌云、殷震贤、俞振飞等友经常在一起，雅集唱和。二十年代末，项馨吾在高亭唱片公司还灌有《折柳》、《惊梦》、《絮阁》、《琴挑》、《刺虎》等唱片，均为五旦唱法典范。其中《思凡》等戏的身段得自丁兰荪等前辈。
1921年春，项馨吾参加穆藕初等创办的昆剧保存社，翌年在为昆剧传习所集资的义演中串演了《折柳、阳关》。1934年昆剧保存社为筹集基金，邀梅兰芳、俞振飞等举行会串三天，项馨吾串演了《佳期》、《乔醋》。抗战期间，项馨吾在重庆与范崇实等共组重庆曲社，聘倪传钺、姚传芗指导艺事。项馨吾曾扮演《牡丹亭》小生柳梦梅。此外，他还扮演《长生殿》中的唐明皇。
1947年，项馨吾移居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居美三十余年间，他继续于海外提倡昆曲艺术，组织曲社活动。
1963年，项馨吾和友人一起在纽约的Flashing Institute上台公演《长生殿》的《惊变》。演出本《惊变》又名《小宴惊变》，原取自《长生殿》的第二四出。前半场自《粉蝶儿》至《扑灯蛾》的部分称为《小宴》，后半场称为《惊变》。该出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正在御花园中照常游乐，却突然晴天霹雳，传来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于是唐明皇大惊失色，急忙出奔的窘状。
演出完毕，项馨吾先生感慨万千，于是就在张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抄下了《惊变》里的《粉蝶儿》一曲：
天淡云闲，
列长空数行新雁，
御园中秋色烂斑，
柳添黄，
减绿，
红莲脱瓣，
一抹雕栏，
喷清香桂花初绽。
1978年夏，项馨吾以八十高龄回国探亲，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与曲友曲叙，因喉音失润，改以低调唱大官生，仍笛为曲友伴奏如故。
其在京时，许姬传联络北京曲家，在梅宅缀玉轩两度举行欢迎项馨吾曲叙，席间，项亲为其撅笛唱《弹词》、《一枝花》、《货郎儿》等曲。11月，项馨吾在江苏省昆剧院观看《寄子》，“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当时，张充和的姐姐张允和也在场，赋下此诗赠项，以志纪念：
闻歌寄子泪侵巾，
卅载抛儿别梦沉；
万里云天无阻隔，
明年花发觅知音。
返美后，项馨吾染喉癌，于1983年5月在美国纽约病逝。“十三太保”的传奇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