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特殊年代的9人小组

1966年人保参加广交会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与共和国同生共长，体现在中国人保发展变革的关键节点与共和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一脉相承。当然，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保同样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历尽艰难，成为中国人保发展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而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在中国人保历史研究上几乎是一段空白。

依旧保持国际影响力

早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保就已经停办了大部分的国内业务。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创，萎蘼了大江南北的人民保险。因为当时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中的保险业务无法缺失的客观原因，以及作为所谓“保守派”的王永明等保险人的坚持努力，才使得涉外保险业务得以保留。

但是，仅承担涉外业务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终缩身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局的局级单位建制。尽管这样，从1961年到1966年，中国人保坚持办理的涉外业务中，仅远洋船舶保险一项业务共付出外汇分保费35万英镑，摊回外汇分保赔款125万英镑，两相抵消，尚创收外汇90英镑。对我国维持经济建设，发展远洋航运事业起到了稳定作用。同时，对我国在那个特殊时期加强对外联系，保持国际形象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1963年对“跃进轮”沉没的赔付，一下子摊回外汇分保赔款104万英镑，为我国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成为不幸中的大幸。由于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一时间，中国人保在国务院系统很是风光。甚至此事直接导致1965年时，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同着手进行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可行性调查。

但是，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席卷而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一次身不由己地裹挟其中。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不仅使恢复国内业务的设想成为了泡影，就连举步维艰的涉外业务也遭遇了雪上加霜的破坏和前所未有的打击。

“文革”时批判保险的手稿。

涉外业务遭遇毁灭性打击

在“革命大批判”的风雷中与天安门广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西交民巷22号这个院落也未能幸免。当时这条古老的金融街巷已被红卫兵改名为“反修路”，可见政治风气的浓烈。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保险系统内也出现了批判保险，甚至要“砸烂保险”的大字报，把保险斥为“私有经济的产物”；“再保险是帝修反之间的利润再分配”；“远洋船舶保险是依赖洋奴哲学，不相信广大革命船员的行为”等等一系列幼稚可笑的怪论。

停办保险的请示。

尽管如此，人保总公司在“文革”期间相对来说，所受冲击并不大。没有发生造反派夺权武斗事件，大家相处还算安稳。

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开始进驻军代表，保险公司也同样被接管。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军事代表业务组和交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停保自营远洋船舶保险的请示报告》，其理由是远洋船舶和设备、货物皆是社会主义国家固定资产，发生损失，国家照样可以弥补解决。而保险是拿国家外汇向帝国主义国家保险公司投保，依赖垄断资本集团的补偿，违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外汇挂帅的思想。

报告还提出，每年向国外支付的9万英镑分保费，积攒4年，就可购置一艘普通货轮。至于承保货物运输中的罢工险，更是对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革命行动的污蔑和抵消。

报告指出，现有的部分海运公司承保的20余艘货轮，来自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律停办，他们将会转向“美帝”和“苏修”国家的保险公司投保，对外影响不好，因此此种业务继续由我承保，但不再向外办理分保。或许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原因，以及部分再保业务的业务连续性不能立刻终止合同的业务原因，才使得涉外业务没能一下子全部停下来，一小部分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再保险业务得以保存。

但是中国人保仅存的涉外业务毕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外有再保险业务关系的国家从原有的32个减少到17个，有业务往来的保险公司从67家减少到20家，业务合同从219份减少到49份。一时间，各地保险机构解散，人员分流，曾盛及全国的保险业凄然隐身。

历史蕴含价值

1969年4月，在“在职干部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求下，中国人保总公司86名在职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员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从此，西交民巷22号院落中的那栋老洋楼，一下失去了往日繁忙喧嚣的景象，人去楼空，一派萧条凄凉。

人保干部在五七干校劳动。

为了对保留的部分涉外业务进行“收摊”和“守摊”，人民银行总行决定留下9名主要从事具体业务的同志组成一个“保险业务小组”临时机构。该机构隶属人民银行总行管理，当时的军代表负责人是樊九思和张桂馥。“保险业务小组”的9名成员分别是：组长：姜云亭，她原是总公司再保部的负责人；副组长：于葆忠，原是主营涉外业务的北京营业部的负责人；徐文智，原是总公司的会计；组员：丛泽兹，原是总公司进出口业务货运险部的业务员；王淑梅，原是北京营业部涉外业务的业务员；刘恩正，原是总公司再保部的业务员；徐振彬，原是总公司进出口业务货运险部的业务员；刘薇，原是北京营业部涉外业务的业务员；王仲石，原来是总公司再保部的业务员。

这九名患难与共的同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中国人保“文革”时期留守看摊的人员，被后人笑称为“治丧委员会人员”。他们每天履行着“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生活形式，还要在读报纸，上街游行的空隙时间，甚至是一边批判着西方保险理论，一边按着西方保险费率结算着一笔笔涉外分保业务。他们当时大多都是3、40岁的中年人，有的家属在外下放劳动，或在外地参与“四清”运动，孩子都很小，生活举步维艰，但他们以对中国人保企业的忠诚，对保险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己任，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笔保险业务，尽职尽责地延续着中国人保的微弱命脉，呵护着中国人保残留的最后一点火种。

当时，他们9人在西交民巷22号院原金城银行老洋楼的工会大厅内集体办公，后来到了8月份，又随人民银行归属财政部，再次搬到三里河财政部大楼的5楼办公。此时，由于业务的需要，又从上海抽调4名业务骨干加入保险小组工作，他们是罗烈仙、周庆瑞、童一翱、沈才伯。使保险小组扩充至13人的队伍。另外，人保总部的李桂清、王恩韶由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协助处理有关海损理算规则的事宜，也没有下放去干校，留在了北京。

保险小组在成立了两年多后，于1971年9月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保险小组使中国人保得以有效的传承，在周总理的关心下，1972年，保险回到人民银行系统，成为中国银行的一个部门，人行副行长耿道明兼任中国保险总经理，使涉外业务保险工作初步恢复。

周恩来总理就外贸业务批示。

保险小组的9人中，在当时不仅业务做得好，而且，在那个特殊时期，也是属于干实事的人。尽管当时庆幸没有受到冲击，但没有参加所谓的各种派别。其中丛泽兹当时是28岁的小伙子也是涉外业务的骨干，他曾与人保其他人员一同参加了第十九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要工作任务是向参会的各出口商品交易团宣传保险的意义和重要性，努力争取我出口商品都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以确保国家和各出口贸易公司的权益；负责解释保险条款的相关内容，并协助和配合各交易团业务部，做好《出口商品交易合同》条款中有关保险协议内容的审查把关工作。同时，利用交易会外商云集的机会，寻找相关客户洽谈保险业务，开展对外的保险展业工作，扩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对外影响，在1966年10月1日作为保险业的唯一代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振臂高呼的照片还曾被发表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而徐振彬是中国人保有史以来的第一名新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刘恩正一直是人保再保专家，后来在中国再保险公司成立后担任副总裁。

“文革”时带毛主席语录的人保业务单据。

保险小组成员如今都已退休，姜云亭、徐文智、周庆瑞、沈才伯都已去世。在小组成员中有3对人保老夫妇：于葆忠和老伴欧阳天娜（也是人保香港分公司领导）至今还在从事保险工作；王淑梅和老伴秦道夫（原人保总公司总经理）现一同撰写回忆录；刘薇和老伴胡维成（原人保财会部领导）近几年才退休。说起“文革”轶事，刘老回忆说:她还是在“文革”的时期和老伴谈的对象，那时老胡在吉林老家盖好了房子，准备接她回家结婚，但刘薇才从财贸学院对外贸易专业毕业，又会俄语、英语，她主要负责北京驻外使馆车辆保险业务。单位急需用她，不放人，为此，将老胡从吉林调到北京在银行工作，1972年，他们终于在北京成婚。刘老一直保持着那个时代的传统，对待工作就像对待自己家的事一样上心。1998年临近退休时，她作为特险部的副总，因为连着发生人保承保的卫星掉在贵州，砸了当地的农房，济南飞机冲出了跑道，老刘一着急中风，差点倒了下去。

历史蕴含价值，光荣成就未来。中国人民保险的历史不会少了这一章的，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并被人保后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