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深渊时代？
发布时间：2014-05-16 10:36:18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20世纪，一个怎样的世纪？
激情书写了19世纪的《资本的年代》后，“极端”二字成了霍布斯鲍姆概括20世纪的唯一关键词，“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于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与其同时，也由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二次世界大战因何而来？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也是矛盾不可调和产物。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还有被他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苏美超级大国间的冷战。一次次世界大战虽然刺激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但科技反过来又升级了战争对人类伤害的烈度，其中就包括大规模杀伤武器——原子弹首次付诸实战便造成大量伤亡。
杀戮，是战争最深刻的伤害，战争呈现的现实，常常会超越善良人们的想象，“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躺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土耳其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估计有150万人”，而纳粹一共杀掉约500万犹太人。不知是否因为霍布斯鲍姆本人认知的问题，其对日本侵华战争杀害的中国人数未作描述，甚至连最简单的叙述也未曾落笔。记得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中仔细推算得出，“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由此可见，本书漏掉这一数字显然是对战争伤害程度的一次严重“削弱”。
无须一再赘述战争对生灵的荼毒。霍布斯鲍姆努力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现象，不仅出于一位严谨史学家原本呈现历史的治学精神，更在于透过这些文字，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动因。
尽管导致战争原因众多，但霍布斯鲍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病根”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萧条——“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陷入大萧条，德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泥潭，货币急剧贬值，这为希特勒的上台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战争并没有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在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并付出巨大成本后，这个国家最终成为苏美冷战的交兵前沿。
毫无疑问，德国法西斯政权与希特勒个人密不可分，但法西斯发动的战争并非完全是独裁的结果。“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在这种扭曲思维下，日耳曼和日本等民族“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以此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杀戮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然而，今天我们觉得这样十分可笑的理论，在当年居然驱使无数人前仆后继地奔赴战场，如恶魔般举起血屠同类的兵戈。
苏联的标本意义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终于扑灭后，另一场“世界大战”则刚刚拉开帷幕，冷战。“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一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无产阶级政权为己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行为的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
提到冷战，自然有必要着重书写在20世纪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深足印的前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俄国沙皇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同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王朝，决定命运的权杖实际已经完全脱离了曾不可一世的宫廷。
为整个20世纪树立了“革命典范”的苏联，其在经济上的“造诣”一度也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0年代前后，当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而倍感苦恼时，苏联经济却独树一帜，增长强劲，工业发展迅速。
与西方国家当时力推的纯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苏联采用的是极端对立的纯计划经济模式，一切由中央计划指挥。然而，以“其时其国其民，苏联若采取任何急速的现代化政策，残酷无情必然难免，人民的牺牲必重，手段也难逃强制”，“其结果必不可避免会趋向军事型的管理，而非企业式的经营。”当军事型管理手段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臂膀时，实际意味着最后的一点自由发展空间也被强力掐灭，没有谁敢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今天，我们回望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弊端历历在目，比如特权阶层。当资源被高度集中后，“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特权阶层的存在本质，就是凭借权力截断资源的合理流动性，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苏联计划经济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走向庞杂。当基层人员失去灵活自由的支配权，所有职责便是当好传声筒而不问决策对错，结果“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官僚体系急剧膨胀。“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从这层意义上讲，苏联并非被冷战打败。事实也是，当苏联瓦解时，居然也引来冷战对手们的愕然。
作为冷战一极主体的苏联，其存在的“反促作用”不可低估。一开始，虽然美苏双方均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原则笼络力量，但冷战的存在，也使得世界实现了暂时的稳定平衡。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竞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航天、经济、体育等多个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当然也包括军事。
对欧美国家而言，20世纪苏联的存在，不仅帮助他们打败了法西斯，还因“世界经济大恐慌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种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靠“罗斯福新政”刺激政策走出经济大萧条的西方社会终于明白，“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社会纷纷抛弃传统自由市场时，1989年经历剧变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居然笃信一些西方的所谓“经济天才”，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
未来之路依然曲折
本书虽然将重点放在20世纪，但鉴于这个世纪的前车之鉴，霍布斯鲍姆对未来进行了悲观的展望：“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
战争暴力依然是霍布斯鲍姆最为担忧的主题。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科技力量助推下，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战争破坏性空前提升。20世纪上半叶，因担心德国率先研发核武，匈牙利裔犹太学者莱奥·西拉德曾四处奔走，呼吁罗斯福政府抓紧研究。当他意识到德国可能无意研制核武时，又立即串联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组成了“反对使用原子弹委员会”，随后还坚决退出即将大功告成的“曼哈顿工程。”遗憾的是，随着核大门的开启，不仅形成美苏两国的核武竞赛，全球核国家队伍也一再“扩容”，相互力量形成某种制衡的同时，也意味着核武使用风险的倍增。更主要的是，随着核技术的一再扩散，“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对战争暴力的强烈担忧外，霍布斯鲍姆认为“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虽然“地球村”的概念问世近半个世纪，但人类在解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得并不够。“第一世界各国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策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就以种种名义收紧移民政策。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看似道貌岸然，但永远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管比较对象是多么贫穷，多么需要扶持。
针对未来千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不确定因素众多，但就所有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因素，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人类之所以深陷极端冲突的泥潭之中，就是因为矛盾双方只是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尖锐对立，各方缺乏沟通博弈的包容渠道。也所以，在未来，如果“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从这层意义上讲，只要人类保持着开放和民主的思维，那些可能导致极端的苗头均可能消灭于萌芽之中。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翻译：郑明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定价：68元
20世纪，一个怎样的世纪？
激情书写了19世纪的《资本的年代》后，“极端”二字成了霍布斯鲍姆概括20世纪的唯一关键词，“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于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与其同时，也由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二次世界大战因何而来？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也是矛盾不可调和产物。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还有被他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苏美超级大国间的冷战。一次次世界大战虽然刺激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但科技反过来又升级了战争对人类伤害的烈度，其中就包括大规模杀伤武器——原子弹首次付诸实战便造成大量伤亡。
杀戮，是战争最深刻的伤害，战争呈现的现实，常常会超越善良人们的想象，“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躺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土耳其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估计有150万人”，而纳粹一共杀掉约500万犹太人。不知是否因为霍布斯鲍姆本人认知的问题，其对日本侵华战争杀害的中国人数未作描述，甚至连最简单的叙述也未曾落笔。记得著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中仔细推算得出，“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由此可见，本书漏掉这一数字显然是对战争伤害程度的一次严重“削弱”。
无须一再赘述战争对生灵的荼毒。霍布斯鲍姆努力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现象，不仅出于一位严谨史学家原本呈现历史的治学精神，更在于透过这些文字，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动因。
尽管导致战争原因众多，但霍布斯鲍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病根”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萧条——“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陷入大萧条，德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泥潭，货币急剧贬值，这为希特勒的上台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战争并没有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在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并付出巨大成本后，这个国家最终成为苏美冷战的交兵前沿。
毫无疑问，德国法西斯政权与希特勒个人密不可分，但法西斯发动的战争并非完全是独裁的结果。“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在这种扭曲思维下，日耳曼和日本等民族“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以此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杀戮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然而，今天我们觉得这样十分可笑的理论，在当年居然驱使无数人前仆后继地奔赴战场，如恶魔般举起血屠同类的兵戈。
苏联的标本意义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终于扑灭后，另一场“世界大战”则刚刚拉开帷幕，冷战。“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一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无产阶级政权为己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行为的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
提到冷战，自然有必要着重书写在20世纪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深足印的前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俄国沙皇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同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王朝，决定命运的权杖实际已经完全脱离了曾不可一世的宫廷。
为整个20世纪树立了“革命典范”的苏联，其在经济上的“造诣”一度也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0年代前后，当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而倍感苦恼时，苏联经济却独树一帜，增长强劲，工业发展迅速。
与西方国家当时力推的纯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苏联采用的是极端对立的纯计划经济模式，一切由中央计划指挥。然而，以“其时其国其民，苏联若采取任何急速的现代化政策，残酷无情必然难免，人民的牺牲必重，手段也难逃强制”，“其结果必不可避免会趋向军事型的管理，而非企业式的经营。”当军事型管理手段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臂膀时，实际意味着最后的一点自由发展空间也被强力掐灭，没有谁敢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今天，我们回望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弊端历历在目，比如特权阶层。当资源被高度集中后，“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特权阶层的存在本质，就是凭借权力截断资源的合理流动性，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苏联计划经济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走向庞杂。当基层人员失去灵活自由的支配权，所有职责便是当好传声筒而不问决策对错，结果“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官僚体系急剧膨胀。“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从这层意义上讲，苏联并非被冷战打败。事实也是，当苏联瓦解时，居然也引来冷战对手们的愕然。
作为冷战一极主体的苏联，其存在的“反促作用”不可低估。一开始，虽然美苏双方均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原则笼络力量，但冷战的存在，也使得世界实现了暂时的稳定平衡。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竞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航天、经济、体育等多个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当然也包括军事。
对欧美国家而言，20世纪苏联的存在，不仅帮助他们打败了法西斯，还因“世界经济大恐慌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种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靠“罗斯福新政”刺激政策走出经济大萧条的西方社会终于明白，“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社会纷纷抛弃传统自由市场时，1989年经历剧变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居然笃信一些西方的所谓“经济天才”，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
未来之路依然曲折
本书虽然将重点放在20世纪，但鉴于这个世纪的前车之鉴，霍布斯鲍姆对未来进行了悲观的展望：“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
战争暴力依然是霍布斯鲍姆最为担忧的主题。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科技力量助推下，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战争破坏性空前提升。20世纪上半叶，因担心德国率先研发核武，匈牙利裔犹太学者莱奥·西拉德曾四处奔走，呼吁罗斯福政府抓紧研究。当他意识到德国可能无意研制核武时，又立即串联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组成了“反对使用原子弹委员会”，随后还坚决退出即将大功告成的“曼哈顿工程。”遗憾的是，随着核大门的开启，不仅形成美苏两国的核武竞赛，全球核国家队伍也一再“扩容”，相互力量形成某种制衡的同时，也意味着核武使用风险的倍增。更主要的是，随着核技术的一再扩散，“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对战争暴力的强烈担忧外，霍布斯鲍姆认为“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虽然“地球村”的概念问世近半个世纪，但人类在解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得并不够。“第一世界各国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策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就以种种名义收紧移民政策。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看似道貌岸然，但永远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管比较对象是多么贫穷，多么需要扶持。
针对未来千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不确定因素众多，但就所有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因素，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20世纪人类之所以深陷极端冲突的泥潭之中，就是因为矛盾双方只是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尖锐对立，各方缺乏沟通博弈的包容渠道。也所以，在未来，如果“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从这层意义上讲，只要人类保持着开放和民主的思维，那些可能导致极端的苗头均可能消灭于萌芽之中。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翻译：郑明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