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制度是如何走样的
发布时间：2014-05-09 13:45:45 作者：胡永良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作者：钱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定价：24元
钱穆用考试选拔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流变让我们看到，一个起初好端端的制度设计，如何在历史的演变中走向了它的反面。
改革与创新，不是在简单地在平地上另起高楼，而是对既有制度的拓展与改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坚守，是制度的“自然生长”。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发展变迁的宏大画卷。他从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选择了型制相对完备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五讲梳理了中国历代政治的变迁，检讨了其中的得失。每个朝代又都选取政治制度、考试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从而全书形成了以朝代为经、以制度为纬的中国历史分析框架，前后连贯对比，以精短的篇幅将中国政治历史变迁的脉络梳理得清晰如发。
发展与流变
与一些人简单地将历史看成线性发展进步的武断历史态度不同，钱穆客观、理性得多。他一开始就拒绝将中国历史制度放进“发展主义”的单一视野中考察。他在序言中说：“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须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项制度之消失，也绝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在这里，作者看到的是制度的“流变”，而不是单向度的“发展”。“流变”与“发展”不同，它既包含正向的发展，也包含逆向的衰变。这种避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具体分析历史的态度，即使在成书6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十分珍贵的精神光辉。
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制度设计多如牛毛。至于哪些制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哪些制度与设计者初衷相悖，又不免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然而，甄别这些制度的得失，又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继承历史宝贵遗产的一堂必修课。为尽量获得客观的历史评价，得出公允的“得失”之论，钱穆用“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钱穆认为，历史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而“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而且，两者“并不即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发展与衰变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钱穆眼中的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制度呈现为一种“流变”而不仅仅是线性发展状态。这些制度的“流变”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发展。“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由于形势的变化，制度不断得到改善。另一种则是衰变。制度甫一形成，则形成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订立制度的初衷与背景渐渐被人忽略了，而制度一再修改，几经变迁，一个最初很好的制度不是越来越完善，而是离它本来的精神越来越远，甚至最终南辕北辙。
以古代的考试选拔制度而论。汉代最初以“乡举里选”和选举“孝廉”选拔人才，这当然有它朴素的社会基础；但由于缺少人才评价的客观标准，以致后来“滥用人才，不依制度”，制度面临改革；至汉魏，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由地方长官察举，再由中央九品中正评定，使人才选拔有了个基本的依据。不料如此一来，却闹得门阀之风盛行，一个发现人才的机制，变成一个遏制人才的壁垒。至隋唐，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的科举制度，使得选人标准更加客观，选拔了大量治国安邦的人才。至宋，科举的主要内容改考诗赋为考经义，更加符合选择治国人才的目的。这些，都可谓考试选拔制度的发展完善。但至明清，考试内容渐渐僵化成了钦定的内容，再加上八股文的引入，文化陈腐思想僵化，科举考试完全背离了选拔人才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考试制度衰变，最终在清末走到尽头。
再以政府组织的流变而论。自汉以降，乃是一个衰变的过程，形制由完整到变形，再到溃烂，终至于覆灭。汉代的皇权和相权划分相对清晰，甚至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互不隶属的秘书处，一个叫“六尚”，一个叫“十三曹”；唐朝的政府组织与汉相承，只是相权由宰相一人掌权的“领袖制”变成以三省六部为主要形式的“委员制”。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权力制衡框架，到宋朝时就已经开始变形，“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天下变成了一人之天下，积弱就成为必然。至明，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废止宰相，从此明清两朝无宰相，制度溃烂，又修修补补，将一个完整的政治构架弄得面目全非，体系松松垮垮，最终完全离散。
如何让制度保持活力
钱穆用考试选拔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流变让我们看到，一个起初好端端的制度设计，如何在历史的演变中走向了它的反面。纵观历史，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于一二？其实，每个制度构建之初均有特定的目的与环境，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因为当事人不能理解和把握最初的制度精神，将一些临时的、次要的因素当作主要精神加以继承，而那些基本精神却无意中被忽略了，以至于“如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制度的发展，应是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守护。改革与创新，不是在简单地在平地上另起高楼，而是对既有制度的拓展与改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坚守，是制度的“自然生长”。正如钱穆所说，“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项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研究历史意在当下。这种思考制度的变迁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意义是显然的。在这个社会激烈变动的时代，什么制度要坚守、如何坚守，什么制度要改革、如何改革，我们都不妨学学钱穆的思路，懂得先回到制度设计之初去考察思虑一番，理解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旨再说。如此，我们就应了钱穆在书的总论中所追求的效果：“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定价：24元
钱穆用考试选拔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流变让我们看到，一个起初好端端的制度设计，如何在历史的演变中走向了它的反面。
改革与创新，不是在简单地在平地上另起高楼，而是对既有制度的拓展与改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坚守，是制度的“自然生长”。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发展变迁的宏大画卷。他从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选择了型制相对完备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五讲梳理了中国历代政治的变迁，检讨了其中的得失。每个朝代又都选取政治制度、考试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从而全书形成了以朝代为经、以制度为纬的中国历史分析框架，前后连贯对比，以精短的篇幅将中国政治历史变迁的脉络梳理得清晰如发。
发展与流变
与一些人简单地将历史看成线性发展进步的武断历史态度不同，钱穆客观、理性得多。他一开始就拒绝将中国历史制度放进“发展主义”的单一视野中考察。他在序言中说：“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须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项制度之消失，也绝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在这里，作者看到的是制度的“流变”，而不是单向度的“发展”。“流变”与“发展”不同，它既包含正向的发展，也包含逆向的衰变。这种避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具体分析历史的态度，即使在成书6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十分珍贵的精神光辉。
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制度设计多如牛毛。至于哪些制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哪些制度与设计者初衷相悖，又不免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然而，甄别这些制度的得失，又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继承历史宝贵遗产的一堂必修课。为尽量获得客观的历史评价，得出公允的“得失”之论，钱穆用“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钱穆认为，历史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而“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而且，两者“并不即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发展与衰变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钱穆眼中的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制度呈现为一种“流变”而不仅仅是线性发展状态。这些制度的“流变”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发展。“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由于形势的变化，制度不断得到改善。另一种则是衰变。制度甫一形成，则形成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订立制度的初衷与背景渐渐被人忽略了，而制度一再修改，几经变迁，一个最初很好的制度不是越来越完善，而是离它本来的精神越来越远，甚至最终南辕北辙。
以古代的考试选拔制度而论。汉代最初以“乡举里选”和选举“孝廉”选拔人才，这当然有它朴素的社会基础；但由于缺少人才评价的客观标准，以致后来“滥用人才，不依制度”，制度面临改革；至汉魏，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由地方长官察举，再由中央九品中正评定，使人才选拔有了个基本的依据。不料如此一来，却闹得门阀之风盛行，一个发现人才的机制，变成一个遏制人才的壁垒。至隋唐，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的科举制度，使得选人标准更加客观，选拔了大量治国安邦的人才。至宋，科举的主要内容改考诗赋为考经义，更加符合选择治国人才的目的。这些，都可谓考试选拔制度的发展完善。但至明清，考试内容渐渐僵化成了钦定的内容，再加上八股文的引入，文化陈腐思想僵化，科举考试完全背离了选拔人才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考试制度衰变，最终在清末走到尽头。
再以政府组织的流变而论。自汉以降，乃是一个衰变的过程，形制由完整到变形，再到溃烂，终至于覆灭。汉代的皇权和相权划分相对清晰，甚至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互不隶属的秘书处，一个叫“六尚”，一个叫“十三曹”；唐朝的政府组织与汉相承，只是相权由宰相一人掌权的“领袖制”变成以三省六部为主要形式的“委员制”。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权力制衡框架，到宋朝时就已经开始变形，“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天下变成了一人之天下，积弱就成为必然。至明，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废止宰相，从此明清两朝无宰相，制度溃烂，又修修补补，将一个完整的政治构架弄得面目全非，体系松松垮垮，最终完全离散。
如何让制度保持活力
钱穆用考试选拔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流变让我们看到，一个起初好端端的制度设计，如何在历史的演变中走向了它的反面。纵观历史，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于一二？其实，每个制度构建之初均有特定的目的与环境，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因为当事人不能理解和把握最初的制度精神，将一些临时的、次要的因素当作主要精神加以继承，而那些基本精神却无意中被忽略了，以至于“如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制度的发展，应是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守护。改革与创新，不是在简单地在平地上另起高楼，而是对既有制度的拓展与改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制度基本精神的坚守，是制度的“自然生长”。正如钱穆所说，“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项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研究历史意在当下。这种思考制度的变迁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意义是显然的。在这个社会激烈变动的时代，什么制度要坚守、如何坚守，什么制度要改革、如何改革，我们都不妨学学钱穆的思路，懂得先回到制度设计之初去考察思虑一番，理解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旨再说。如此，我们就应了钱穆在书的总论中所追求的效果：“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