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富裕社会的幸福之路
发布时间：2014-03-28 09:42:16 作者：禾刀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富裕的美国正陷入新的迷茫：政府公共责任缺失，精英群体扭曲，人们沉湎于消费与娱乐的狂欢之中。回归繁荣，就是要寻找到一条能够给人们真正幸福的路径。
作者: （美）杰弗里·萨克斯
翻译: 钟振明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定价：52元
多年来，“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觉得，“美国的丑陋政治以及引发分歧的公共辩论一直在阻碍着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而在去年前往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一次“美妙旅行”令他茅塞顿开：这个原本资源匮乏和并不具备经济发展地理优势的内陆小国，通过创造“国民幸福总值”概念，不仅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幸福感，同时也给物质富裕而精神愈显空虚的美国提供了镜鉴。
政府的责任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病灶”的全面呈现，第二部分是萨克斯针对美国“病灶”对症开出的“药方”。
在世人眼中，美国很富有，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名列世界前茅。萨克斯却没有那么乐观，反倒觉得，美国正深陷一种“大破产”的现实困境，这种“大破产”主要表现在七大方面，即美国正在失去昔日的繁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面临误区、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社会族群裂痕加大、对全球化应对无方、既得利益阶层对决策影响力度太大、社会价值观念出现迷茫。
针对“大破产”现象，萨克斯将“声讨”矛头对准了政府，并且不吝笔墨。比如里根对富人阶层的减税，导致社会边际税率降低，国库资金不足；克林顿时代对公共服务的过度市场化，导致公共责任未能得到更好的彰显，中低阶层难以从中获益；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导致高铁等建设大大落后于中国；政府对房贷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金融杠杆一再创下新高；政府军事开支的高投入，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的里根和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一度因为通胀低、增长有力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倘若不是2008年那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或可画上一个“功成名就”的完美句号。然而，正因为这场危机，格林斯潘通过19年零6个月辛勤积累起来的声誉，在一夜之间几乎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到了谷底，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就此，格林斯潘在新近出版的《动荡的世界》一书中，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归咎于“非理性”的动物精神，他同时又认为，这种非理性并非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毫无迹象和完全不可预见，只是一直以来缺乏应有的审视和研究。
无从猜测萨克斯写就此书时是否参阅过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理论，但萨克斯对格林斯潘时代“低利率”大把印钞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举之所以没有导致经济通胀，恰恰是因为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等新兴国家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暂时抵消了经济通胀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又进一步滋长了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过度消费现象。
萨克斯对政府责任的反省除了技术性的，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呼唤政府公共责任的回归。然而，这势必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该维持一个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由此我们进一步可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政府算大，什么样的又算小呢？其实大小并非根本症结，关键在于厘清政府责任的边界，根据实际要素条件调整政府的功能。总之，在一个外部要素条件不断变化的时代，一成不变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随机应变。
精英的责任
萨克斯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大破产”危机主要责任在于政府，但真正“根源在于一种道德危机：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身上本该具有的公民美德的堕落”，“如果富人和掌握权力的人未能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展现应有的尊重、诚实和同情”，“如果不恢复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气质，美国的经济复苏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也不可持续”。
富人自然成为萨克斯笔下的“首席”反省精英阶层。萨克斯反复引用这样一组数据，“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持有大约21%的全国家庭收入，约合GDP的15%。这些家庭为交纳联邦税收而支付了他们全部收入的31%”。而在1970年，1%家庭只占全国家庭收入的9%，占GDP的6%，税收却占收入的47%。另一种现实是，虽然也有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豪捐”的富翁，但更多富豪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挥霍资源。
一直以来，美国政治决策中心受到军事工业、华尔街、石油公司、医疗保健行业等大型机构的游说。事实上，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必须尽可能兼顾这些集团的利益。对于媒体的公正性，包括萨克斯在内的多位学者均予质疑，认为受利益强力驱动的媒体，舆论早就丧失了公允的能力。当精英阶层心照不宣地和平共处，实际形成了共进退的利益共同体，结果是共同做大做强了既得利益阶层，另一种结果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比如因为保护传统汽车产业，高铁建设迟迟未能在美国落地生根。
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在《精英的反叛》一书中，同样对美国精英阶层大加挞伐。是的，当牢牢控制着社会资源的精英成功编织起形形色色的利益圈子后，一种种圈子间头破血流式的利益较劲，往往会被他们刻意美化成社会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博弈。其实，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或贡献，而在于他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更主要的是，在错误价值观念助推下，许多物质早就极度丰富的精英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满足感，更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反哺社会，而是过着过度消费与过度娱乐的腐朽生活。精英们的物质所得也并非真就源自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往往只是将自己的“身位”优势进行了利益变现。当精英对社会缺乏回报，社会裂痕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当精英无法真正替中低阶层代言维护权益时，精英实际离被中低阶层抛弃便不远了，尽管他们暂时掌握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整个社会看似强大的舆论机器。
个体的责任
本书尽管着重于反思政府和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但萨克斯对于公民个体的责任并没有视而不见，比如严词批判了美国社会日益弥漫的过度消费和过度娱乐现象，以及过分突出个人自由主义却无视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表现历历在目：在重商主义下广告无孔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被动中出现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时间被广告、电视、电脑、手机等夺走；在消费方面，社会大众虽不似富人那般穷奢极欲，但许多人乐于消费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实际情况是，按照美国现状，中等收入就能满足基本需要；“娱乐至死”现象像一种麻醉病毒，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粗俗狂欢过后，只留下精神的一片虚空……社会大众的幸福到底去哪儿了？
相比之下，更能陶冶心情的阅读却步步走低。“在1960年时，印刷品承载了大约26%的文字传输任务。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只有9%”。当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失去阅读的能力，同样随之而去还会有反思和想象的能力，由此以来，精神上的幸福感便会如同泡沫般光鲜但缺乏内涵。
与政府和精英问题的对症下药不同，对于个体的这些现象，萨克斯则巧妙地借用佛陀去“私欲”——佛陀曾经指出，“用心”是通过自我醒悟目标的八个步骤之一。“‘用心’的社会则意味着在八个重要领域‘用心’——对自我、工作、知识、他人、自然、未来、政治和世界的‘用心’”。从萨克斯开出的这个“药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并非真正要求人们彻底抛弃欲望，而是在真诚地告诫人们应该明白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应该做什么，该如何做。
追求幸福，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越是文明的社会，越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会有没有对应责任的自由。社会是一个彼此协作的共同体，协作既可以因协作带来的服务快感，也对应着因协作应有的担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担当，其自认为的所谓幸福至少是不健康的，不利于文明社会发展的，也不可能在身后留下足以给人回味的厚实足迹。
作者简介：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29岁时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时代》周刊称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出版有《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共同财富：可持续发展将如何改变人类命运》、《文明的代价》等重要著作，均为《纽约时报》畅销书。
作者: （美）杰弗里·萨克斯
翻译: 钟振明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定价：52元
多年来，“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觉得，“美国的丑陋政治以及引发分歧的公共辩论一直在阻碍着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而在去年前往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一次“美妙旅行”令他茅塞顿开：这个原本资源匮乏和并不具备经济发展地理优势的内陆小国，通过创造“国民幸福总值”概念，不仅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幸福感，同时也给物质富裕而精神愈显空虚的美国提供了镜鉴。
政府的责任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病灶”的全面呈现，第二部分是萨克斯针对美国“病灶”对症开出的“药方”。
在世人眼中，美国很富有，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名列世界前茅。萨克斯却没有那么乐观，反倒觉得，美国正深陷一种“大破产”的现实困境，这种“大破产”主要表现在七大方面，即美国正在失去昔日的繁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面临误区、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社会族群裂痕加大、对全球化应对无方、既得利益阶层对决策影响力度太大、社会价值观念出现迷茫。
针对“大破产”现象，萨克斯将“声讨”矛头对准了政府，并且不吝笔墨。比如里根对富人阶层的减税，导致社会边际税率降低，国库资金不足；克林顿时代对公共服务的过度市场化，导致公共责任未能得到更好的彰显，中低阶层难以从中获益；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导致高铁等建设大大落后于中国；政府对房贷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金融杠杆一再创下新高；政府军事开支的高投入，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的里根和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一度因为通胀低、增长有力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倘若不是2008年那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或可画上一个“功成名就”的完美句号。然而，正因为这场危机，格林斯潘通过19年零6个月辛勤积累起来的声誉，在一夜之间几乎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到了谷底，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就此，格林斯潘在新近出版的《动荡的世界》一书中，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归咎于“非理性”的动物精神，他同时又认为，这种非理性并非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毫无迹象和完全不可预见，只是一直以来缺乏应有的审视和研究。
无从猜测萨克斯写就此书时是否参阅过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理论，但萨克斯对格林斯潘时代“低利率”大把印钞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举之所以没有导致经济通胀，恰恰是因为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等新兴国家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暂时抵消了经济通胀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又进一步滋长了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过度消费现象。
萨克斯对政府责任的反省除了技术性的，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呼唤政府公共责任的回归。然而，这势必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该维持一个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由此我们进一步可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政府算大，什么样的又算小呢？其实大小并非根本症结，关键在于厘清政府责任的边界，根据实际要素条件调整政府的功能。总之，在一个外部要素条件不断变化的时代，一成不变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随机应变。
精英的责任
萨克斯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大破产”危机主要责任在于政府，但真正“根源在于一种道德危机：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身上本该具有的公民美德的堕落”，“如果富人和掌握权力的人未能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展现应有的尊重、诚实和同情”，“如果不恢复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气质，美国的经济复苏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也不可持续”。
富人自然成为萨克斯笔下的“首席”反省精英阶层。萨克斯反复引用这样一组数据，“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持有大约21%的全国家庭收入，约合GDP的15%。这些家庭为交纳联邦税收而支付了他们全部收入的31%”。而在1970年，1%家庭只占全国家庭收入的9%，占GDP的6%，税收却占收入的47%。另一种现实是，虽然也有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豪捐”的富翁，但更多富豪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挥霍资源。
一直以来，美国政治决策中心受到军事工业、华尔街、石油公司、医疗保健行业等大型机构的游说。事实上，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必须尽可能兼顾这些集团的利益。对于媒体的公正性，包括萨克斯在内的多位学者均予质疑，认为受利益强力驱动的媒体，舆论早就丧失了公允的能力。当精英阶层心照不宣地和平共处，实际形成了共进退的利益共同体，结果是共同做大做强了既得利益阶层，另一种结果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比如因为保护传统汽车产业，高铁建设迟迟未能在美国落地生根。
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在《精英的反叛》一书中，同样对美国精英阶层大加挞伐。是的，当牢牢控制着社会资源的精英成功编织起形形色色的利益圈子后，一种种圈子间头破血流式的利益较劲，往往会被他们刻意美化成社会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博弈。其实，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或贡献，而在于他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更主要的是，在错误价值观念助推下，许多物质早就极度丰富的精英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满足感，更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反哺社会，而是过着过度消费与过度娱乐的腐朽生活。精英们的物质所得也并非真就源自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往往只是将自己的“身位”优势进行了利益变现。当精英对社会缺乏回报，社会裂痕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当精英无法真正替中低阶层代言维护权益时，精英实际离被中低阶层抛弃便不远了，尽管他们暂时掌握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整个社会看似强大的舆论机器。
个体的责任
本书尽管着重于反思政府和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但萨克斯对于公民个体的责任并没有视而不见，比如严词批判了美国社会日益弥漫的过度消费和过度娱乐现象，以及过分突出个人自由主义却无视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表现历历在目：在重商主义下广告无孔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被动中出现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时间被广告、电视、电脑、手机等夺走；在消费方面，社会大众虽不似富人那般穷奢极欲，但许多人乐于消费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实际情况是，按照美国现状，中等收入就能满足基本需要；“娱乐至死”现象像一种麻醉病毒，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粗俗狂欢过后，只留下精神的一片虚空……社会大众的幸福到底去哪儿了？
相比之下，更能陶冶心情的阅读却步步走低。“在1960年时，印刷品承载了大约26%的文字传输任务。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只有9%”。当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失去阅读的能力，同样随之而去还会有反思和想象的能力，由此以来，精神上的幸福感便会如同泡沫般光鲜但缺乏内涵。
与政府和精英问题的对症下药不同，对于个体的这些现象，萨克斯则巧妙地借用佛陀去“私欲”——佛陀曾经指出，“用心”是通过自我醒悟目标的八个步骤之一。“‘用心’的社会则意味着在八个重要领域‘用心’——对自我、工作、知识、他人、自然、未来、政治和世界的‘用心’”。从萨克斯开出的这个“药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并非真正要求人们彻底抛弃欲望，而是在真诚地告诫人们应该明白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应该做什么，该如何做。
追求幸福，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越是文明的社会，越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会有没有对应责任的自由。社会是一个彼此协作的共同体，协作既可以因协作带来的服务快感，也对应着因协作应有的担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担当，其自认为的所谓幸福至少是不健康的，不利于文明社会发展的，也不可能在身后留下足以给人回味的厚实足迹。
作者简介：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休克疗法”之父，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29岁时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时代》周刊称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出版有《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共同财富：可持续发展将如何改变人类命运》、《文明的代价》等重要著作，均为《纽约时报》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