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尤努斯：小额信贷解决贫困根源

矢志不渝推广“社会企业”模式

尽管小额信贷运动成绩卓著。但依旧有些人认为尤努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而且局限于乡村银行模式，因而小额贷款理念不再与时俱进。而且尤努斯本人有时也被指责对大型开发银行以及过分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但相比谢赫·哈西娜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尤努斯愈发响亮的名声的围攻，上述批评就显得不值一提了。孟加拉国政府非但不把尤努斯敬为民族英雄（2007年，尤努斯的头像印到了孟加拉国的系列邮票上），而是进行了一场在许多人看来是恶意的迫害运动。2011年，尤努斯被迫辞去乡村银行行长职位，如今政府更威胁要把乡村银行国有化。最近，孟加拉国政府指控尤努斯逃税，对此他本人坚决否认。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很多西方政要都公开对他表示支持。

哈西娜总理的动因不得而知。有些分析人士暗示自2007以来，她把名望如日中天的尤努斯视作潜在政治对手，当时尤努斯曾一度表示过从政意愿；而其他分析人士则猜测哈西娜总理妒忌尤努斯的巨大名望，希望利用乡村银行之事来达到自己的选举目的。

这些攻击是否让他心力交瘁呢？“非常折磨人，”他动情地说道，“原因是自己受到的攻击从未间断。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就不敢打开报纸——担心报上刊登攻击他的文章……每时每刻都在忙于应付，避免受到伤害。回击对方必须准备相关凭证以及充足证据，而诋毁一个人则易如反掌。”

相反，他喜欢谈论更为积极的东西——他的社会企业理念以及向世界各国推行它而所做的不懈努力。2011年，尤努斯辞去了格莱珉银行行长的职位，但并没有因此闲下来，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推广其主张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事业之中，至今已经拥有70多家“设立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企业。

他解释道，社会企业就是企业老板愿意解决社会问题（通常是失业），而非只图自己挣钱。这不同于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尤努斯认为慈善机构存在天生缺陷——生存过分依赖于捐款。他说，社会企业属于赢利性企业，只有这样方能长期维系下去。但它并不分红，赚取的所有收入都用来进行再投资。企业所有者可以撤走自己的原始投资额，但仅此而已。“大家都说，‘哎，传统企业不也是如此吗？老板创办企业，按需雇佣员工。那么社会企业与常规企业到底有啥不同？’我这样答复，‘传统企业旨在赢利……为此，需雇佣一定数量员工。所以员工是你主要目的之副产品；而在社会企业中，为所有员工（比如5个）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主要目的。’”

过去7年，尤努斯一直在孟加拉国试验推行社会企业模式，尤其是与法国食品业巨头达能合建工厂，生产高营养酸奶。过了初期的不稳后，如今的合资厂经营已然步入正轨，其目标是为当地社区创造约1600个工作岗位。尤努斯说自己如今忙于筹措3500万美元资金，为的是在另外七个国家创办企业，他希望这种模式可以得到广泛“复制”。“我们这是在播撒种子，”他说。

社会企业似乎完美无缺，但潜在缺点是企业若想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仰仗很多乐善好施的富有投资者（或公司）。愿意促成此事的投资者是否很多呢？

他说，经济学理论把人类异化成一意孤行的“赚钱机器”。他希望“开启一扇大门”，以帮助人类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资本主义制度好吗？他回答说：是的，但“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只靠一条腿走路——极不稳定，容易陷入困境，没有很好的回旋余地。”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添加人道主义的另一条腿。

从投资者那儿筹措来的资金多吗？他说已有数十亿美元注入基金会，基金会再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再去行善事，但并不像社会企业那样能循环利用资金。这构成了“巨额资源”。另一资金来源是企业合作伙伴，记者建议它们只要定期捐赠少量钱，就能提升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他说，媒体记者指控他与达能在孟加拉国合建工厂时，被对方利用了。他的答复是他自认为是利用了达能——因为在那之前，全世界都还没真正理解他社会企业的理念。“与达能合建工厂后，大家才真正了解！”

另一敏感话题——学术界就小额信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争得不亦乐乎。虽说小额信贷仍有众多的拥趸，但最新研究（如大卫·鲁德曼的著作《尽职调查：对小额信贷的苛刻调查》）暗示几乎没啥证据可以证明小额信贷能有效减少贫困。他说，没有人提出小额信贷“扼杀穷人”，因而应该叫停。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改进小额信贷的做法。“这就好比银行，就因为银行造成了金融危机，所以应该关掉它们？不能这样。同样，为穷人量身打造的乡村银行难道不应该继续开办下去吗？如何更具组织性、更为正规地管理小额信贷银行才是问题的关键。”

已过古稀之年的尤努斯，是否还能满世界奔波？他笑着告诉《金融时报》，“我乐在其中，我所做的事很有意义。听众愿意围坐在我身旁，倾听我的观点，久久不愿离去，这就是明证。年轻人都激动踊跃——这就是我乐之不疲的原因所在。年轻人都积极投身这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