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甘愿做人梯
发布时间：2014-01-10 09:37:02 作者：许慎之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厉以宁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广泛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12月12日，201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揭晓，厉以宁获评终身成就奖。
把脉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2013年12月，厉以宁在《学习时报》发文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长了起来，到了 7.7%。7%～8%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率。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经济结构更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厉以宁认为：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仍有可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国的内需仍然主要靠投资需求，而不是靠消费需求，因为在消费需求方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等等。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要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为长远的发展作准备。等到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国有资本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都要改革。重点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厉以宁认为，国资委不用直接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应该做好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他指出从经济生活来看，至少可以见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场所。二是过去经常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筹资融资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理由是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与生产效率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自从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出来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在从事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的工作，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从事筹资融资工作的人，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认为他们是非生产人员，这就是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观点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资源。所以，今后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就撤出投资。总之，要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配置体制改革。
再谈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一定要名副其实，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以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和互助合作。
厉以宁表示，对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重在转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要着重效率和产品质量，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即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用人时，应当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把企业带好，可以外聘经理人，也可以从内部培养、选拔出来，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四是管理观念的转型，这也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为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是某个家族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不愿意改股份制，这就很难进一步发展了。要看得更远，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总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
厉以宁指出：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围绕这一点我们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通过深入调研，知道社会和谐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一语中的
“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厉以宁“六十自述”
深透参与中国宏观经济变革
2013年10月10日，厉以宁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厉以宁如今仍坚持每年至少外出调研两次。“近几年走过的省份大概有辽宁、河北、天津、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陕西、湖北、贵州……”他是按照几大经济区域的地理顺序报出来的，足见一位经济学家的缜密思维。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着力点之一。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正困扰着人们。
厉以宁开的“药方”是：要从新农村着手，发展“新社区”。中国的城镇化应由“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新社区建设”三部分组成。老城区的企业要往外迁，拆掉贫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区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主要是郊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支柱产业的地方。在新城区，各种设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业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当然，“老城区+新城区”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社区”。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们住进了楼房。
厉以宁进一步透露：“新农村”变“新社区”，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要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管委会，代替现在的村委会。目前，全国正推广“新社区”，也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历史来说，是伟大的创造。
厉以宁提出可以参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验，建立城市建设公共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点钱，再由各个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建立起来。基金建立后，按市场规则运行，每年发一批城市建设债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比如，本市需要建一个自来水厂，项目启动前，先发布公告，让市民们先了解这个项目，然后自行购买债券。由于这种债券的回报率比银行存款高，也比国家债券高，还是很受欢迎的。这样根据不同的项目不断地发债券，称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厉以宁曾提出解决办“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他举例：现在，上海一些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很多都是农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户口还没解决，孩子上不了学。如果外省市向他们发出邀请，承诺解决户口，他们可能就会离开上海。但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就只剩空架子了。这种形势迫使当地政府想出积分制，规定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这种尝试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地区，如果“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来越多，就可以将这个“新社区”的户口统统改过来(即农转非)，但需要向管理机构交一笔钱，因为农民要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这笔钱，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区集体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业出，因为农民把田租给了大企业，自己也就变成了工人，山东烟台就是这么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如果正常盈利，工人的福利、工资自然不成问题，一旦企业运转困难、投资失败，甚至被人接管了，怎么办?就应该从现在起，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保险基金，一旦工厂发不出工资，这笔钱就能发挥作用。”
厉以宁10月14日表示，中国一直面临其他国家大多不存在的市场主体缺失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一贯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具体到当前，就是要让农民也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这需要通过统一户籍推进就地城镇化、土地确权、改革初次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厉以宁表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但是中国还存在着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不仅表现在市场不完善，还表现在缺失市场主体，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是全世界都没有面对过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往往需要重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农民未成为市场主体的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家庭农场制，就是为了构造农场主，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但是这还不够。首先，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必须是新型的城镇化，这是由城市的容量决定的。据测算，如果在人口达到14亿的时候，中国想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需要有12亿人左右居住在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老城区、新城区加新社区的城镇化道路，所谓新社区，就是现在的新农村。通过修建住房形成新社区，然后提供和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样才能让城镇容纳得下，而它的前提之一是全国的户口一元化。“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导致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医疗，市民有医疗保险，农民工只有合作医疗。”厉以宁说。其次，要通过土地确权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厉以宁把这称为“新农村改革的起点”。他介绍说，去年11月底他带着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调查，那里的改革试点搞的比较早，农民已经有了宅基地的经营权证，有了房产证。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对这一政策非常拥护，认为可媲美当年的土地改革。
寄情诗意人生
厉以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人称“厉股份”;他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寄情诗词创作，书写诗意人生;他虽已八十有三，但仍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线，还担负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其“旺盛精力和工作热情，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
1955年，经过4年艰苦的大学学习，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毕业前夕，他写下《鹧鸪天》一首，鞭策自己：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情鱼自由。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一50多年前的自勉，也为他一生治学所遵循。
据《人民日报》报道，厉以宁留校后不久即被贬到经济学资料室当资料员，除了1962年-1964年有机会被排上讲课之外，他在资料室的时间前后竟长达20年。期间厉以宁经历了“文革”、下放等磨难，但他始终乐观、豁达，即便奉命在北大红湖畔扫地，他还“偷赏小鱼自在游”。正是这种“花开转瞬间”的坚定信念，使厉以宁在身陷囹圄时仍不忘报国之志，改革开放后更是如鱼得水，为国家发展尽一生之所学。
已在燕园度过半个多世纪的厉以宁，始终秉持“莫问收”的辛勤耕耘，收获的首先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数百名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有的担任政府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是跨国公司总裁，有的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
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唯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那是2000年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人声鼎沸，厉以宁的历届弟子三四百人从世界各地、祖国各地赶来齐集这里，为厉老师的70寿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厉以宁登台即兴朗诵了自己的这首新作《破阵子·七十感怀》，那份为人师表的自豪与自信跃然纸上。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厉以宁“厉股份”的名号久传中国大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厉以宁就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倡导推行股份制。在1980年举行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提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尝试找出打破经济体制弊端、提高企业活力、吸引社会投资的新途径。然而，这一理论当时却遭到一些人的不解和批判。厉以宁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但历经磨难的他仍坚持股份制改革的主张不动摇，并在“六十自述”中表述心志：“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终于被正式写进中央文件，在全国全面推行。为此，2009年，在厉以宁80华诞(虚岁)这天，他荣获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
2005年春，中国第一份把民营等非公经济置于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的中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出台了，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份文件最早的倡议者，也是厉以宁。
当年，厉以宁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进行调研，结果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在厉以宁主持下，调查组于2003年第四季度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同时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份报告。温家宝于2004年初作出批示，委托国务院研究室和发改委牵头起草了“非公经济36条”。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股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于是，厉以宁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厉民营”。
他还力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他说：“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他的思维总是富有创新和前瞻性。
创新源于何处?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正如他在《相见欢》中所写：“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而在《七绝·苏州枫桥》中，他写道:“钟声何必似当年，新事新风闹市前，若是乡民皆菜色，诗人能不带愁眠。”1980年，在出席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期间，他以诗明志，表达求新求变、不拘一格、心怀天下、勇于担当的情怀：“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是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经济学家的厉以宁谈锋甚健，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但许多人对他的诗才并不了解。其实，厉以宁从读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迄今笔耕不止。记得2002年傅旭在写《厉以宁的诗意人生》一书时，看到他创作的百余首诗词，已很惊讶，不曾想，如今他又整理和新创作出666首诗词，收入《厉以宁诗词选集》。那一首首诗词，既是历史的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抒发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说，这些诗词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这是厉以宁诗词创作的追求。2008年，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携手走过50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填七绝一首:“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
而在为北大经济管理系干部班毕业而作的《南歌子》中，厉以宁写道：“手掌官衙印，须知百姓情，犹如晒谷盼秋晴，最怕连绵细雨下难停。慎独人人敬，兼听心内明，秉公执法似天平，切莫一头偏重一头轻”，表达了他对这些基层干部的殷切期盼。
人物素描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推动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36条”出台。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
厉以宁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广泛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12月12日，201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揭晓，厉以宁获评终身成就奖。
把脉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2013年12月，厉以宁在《学习时报》发文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长了起来，到了 7.7%。7%～8%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率。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经济结构更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厉以宁认为：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仍有可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国的内需仍然主要靠投资需求，而不是靠消费需求，因为在消费需求方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等等。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要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为长远的发展作准备。等到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国有资本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都要改革。重点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厉以宁认为，国资委不用直接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应该做好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他指出从经济生活来看，至少可以见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场所。二是过去经常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筹资融资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理由是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与生产效率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自从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出来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在从事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的工作，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从事筹资融资工作的人，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认为他们是非生产人员，这就是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观点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资源。所以，今后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就撤出投资。总之，要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配置体制改革。
再谈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一定要名副其实，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以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和互助合作。
厉以宁表示，对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重在转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要着重效率和产品质量，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即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用人时，应当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把企业带好，可以外聘经理人，也可以从内部培养、选拔出来，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四是管理观念的转型，这也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为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是某个家族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不愿意改股份制，这就很难进一步发展了。要看得更远，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总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
厉以宁指出：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围绕这一点我们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通过深入调研，知道社会和谐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一语中的
“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厉以宁“六十自述”
深透参与中国宏观经济变革
2013年10月10日，厉以宁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厉以宁如今仍坚持每年至少外出调研两次。“近几年走过的省份大概有辽宁、河北、天津、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陕西、湖北、贵州……”他是按照几大经济区域的地理顺序报出来的，足见一位经济学家的缜密思维。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着力点之一。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正困扰着人们。
厉以宁开的“药方”是：要从新农村着手，发展“新社区”。中国的城镇化应由“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新社区建设”三部分组成。老城区的企业要往外迁，拆掉贫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区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主要是郊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支柱产业的地方。在新城区，各种设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业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当然，“老城区+新城区”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社区”。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们住进了楼房。
厉以宁进一步透露：“新农村”变“新社区”，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要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管委会，代替现在的村委会。目前，全国正推广“新社区”，也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历史来说，是伟大的创造。
厉以宁提出可以参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验，建立城市建设公共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点钱，再由各个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建立起来。基金建立后，按市场规则运行，每年发一批城市建设债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比如，本市需要建一个自来水厂，项目启动前，先发布公告，让市民们先了解这个项目，然后自行购买债券。由于这种债券的回报率比银行存款高，也比国家债券高，还是很受欢迎的。这样根据不同的项目不断地发债券，称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厉以宁曾提出解决办“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他举例：现在，上海一些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很多都是农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户口还没解决，孩子上不了学。如果外省市向他们发出邀请，承诺解决户口，他们可能就会离开上海。但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就只剩空架子了。这种形势迫使当地政府想出积分制，规定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这种尝试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地区，如果“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来越多，就可以将这个“新社区”的户口统统改过来(即农转非)，但需要向管理机构交一笔钱，因为农民要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这笔钱，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区集体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业出，因为农民把田租给了大企业，自己也就变成了工人，山东烟台就是这么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如果正常盈利，工人的福利、工资自然不成问题，一旦企业运转困难、投资失败，甚至被人接管了，怎么办?就应该从现在起，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保险基金，一旦工厂发不出工资，这笔钱就能发挥作用。”
厉以宁10月14日表示，中国一直面临其他国家大多不存在的市场主体缺失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一贯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具体到当前，就是要让农民也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这需要通过统一户籍推进就地城镇化、土地确权、改革初次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厉以宁表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但是中国还存在着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不仅表现在市场不完善，还表现在缺失市场主体，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是全世界都没有面对过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往往需要重构微观经济基础，这就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农民未成为市场主体的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家庭农场制，就是为了构造农场主，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但是这还不够。首先，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必须是新型的城镇化，这是由城市的容量决定的。据测算，如果在人口达到14亿的时候，中国想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需要有12亿人左右居住在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老城区、新城区加新社区的城镇化道路，所谓新社区，就是现在的新农村。通过修建住房形成新社区，然后提供和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实现就地城镇化，这样才能让城镇容纳得下，而它的前提之一是全国的户口一元化。“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导致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医疗，市民有医疗保险，农民工只有合作医疗。”厉以宁说。其次，要通过土地确权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厉以宁把这称为“新农村改革的起点”。他介绍说，去年11月底他带着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调查，那里的改革试点搞的比较早，农民已经有了宅基地的经营权证，有了房产证。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对这一政策非常拥护，认为可媲美当年的土地改革。
寄情诗意人生
厉以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人称“厉股份”;他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寄情诗词创作，书写诗意人生;他虽已八十有三，但仍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线，还担负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其“旺盛精力和工作热情，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
1955年，经过4年艰苦的大学学习，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毕业前夕，他写下《鹧鸪天》一首，鞭策自己：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情鱼自由。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一50多年前的自勉，也为他一生治学所遵循。
据《人民日报》报道，厉以宁留校后不久即被贬到经济学资料室当资料员，除了1962年-1964年有机会被排上讲课之外，他在资料室的时间前后竟长达20年。期间厉以宁经历了“文革”、下放等磨难，但他始终乐观、豁达，即便奉命在北大红湖畔扫地，他还“偷赏小鱼自在游”。正是这种“花开转瞬间”的坚定信念，使厉以宁在身陷囹圄时仍不忘报国之志，改革开放后更是如鱼得水，为国家发展尽一生之所学。
已在燕园度过半个多世纪的厉以宁，始终秉持“莫问收”的辛勤耕耘，收获的首先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数百名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有的担任政府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是跨国公司总裁，有的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
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唯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那是2000年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人声鼎沸，厉以宁的历届弟子三四百人从世界各地、祖国各地赶来齐集这里，为厉老师的70寿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厉以宁登台即兴朗诵了自己的这首新作《破阵子·七十感怀》，那份为人师表的自豪与自信跃然纸上。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厉以宁“厉股份”的名号久传中国大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厉以宁就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倡导推行股份制。在1980年举行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提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尝试找出打破经济体制弊端、提高企业活力、吸引社会投资的新途径。然而，这一理论当时却遭到一些人的不解和批判。厉以宁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但历经磨难的他仍坚持股份制改革的主张不动摇，并在“六十自述”中表述心志：“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终于被正式写进中央文件，在全国全面推行。为此，2009年，在厉以宁80华诞(虚岁)这天，他荣获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
2005年春，中国第一份把民营等非公经济置于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的中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出台了，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份文件最早的倡议者，也是厉以宁。
当年，厉以宁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进行调研，结果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在厉以宁主持下，调查组于2003年第四季度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同时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这份报告。温家宝于2004年初作出批示，委托国务院研究室和发改委牵头起草了“非公经济36条”。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股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于是，厉以宁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厉民营”。
他还力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他说：“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他的思维总是富有创新和前瞻性。
创新源于何处?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正如他在《相见欢》中所写：“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而在《七绝·苏州枫桥》中，他写道:“钟声何必似当年，新事新风闹市前，若是乡民皆菜色，诗人能不带愁眠。”1980年，在出席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期间，他以诗明志，表达求新求变、不拘一格、心怀天下、勇于担当的情怀：“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是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经济学家的厉以宁谈锋甚健，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但许多人对他的诗才并不了解。其实，厉以宁从读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迄今笔耕不止。记得2002年傅旭在写《厉以宁的诗意人生》一书时，看到他创作的百余首诗词，已很惊讶，不曾想，如今他又整理和新创作出666首诗词，收入《厉以宁诗词选集》。那一首首诗词，既是历史的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抒发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说，这些诗词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这是厉以宁诗词创作的追求。2008年，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携手走过50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填七绝一首:“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
而在为北大经济管理系干部班毕业而作的《南歌子》中，厉以宁写道：“手掌官衙印，须知百姓情，犹如晒谷盼秋晴，最怕连绵细雨下难停。慎独人人敬，兼听心内明，秉公执法似天平，切莫一头偏重一头轻”，表达了他对这些基层干部的殷切期盼。
人物素描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推动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36条”出台。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