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跨界”之旅
发布时间：2013-09-17 16:49:26 作者：禾刀 来源：
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1939年12月18日～），美国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本书有点像是哈罗德的自传，又有点像是一部将高深研究学问翻译成通俗语言的科普著作，正因如此，他才被人称为“用最为通用的语言将科学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全能科学家。”
虽然顾名思义，《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书名似乎突出了艺术与政治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哈罗德对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运用艺术思维的解读并不深刻，不过，本书流利的写作与诙谐的修辞或可视为这种艺术潜移默化的折射，有的语句还掷地有声，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均不为过，如“我们必须首先是健康的国度，方能成为强大的国度。”有时，哈罗德的直言不讳又令我们这些异国他乡的读者感同身受，如他认为，“在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唯一的资金来源是国会的拨款，唯一的目标是在财年结束的前一天巧妙地花光所有的钱”，这些现象恍若就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他更多地借助于演讲与听证，而非“跑部钱进”。
至于政治方面的作用，哈罗德在竞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一职，包括后来面对政界和社会质疑时也一再强调，自己并未真正放弃本职，身为领导，他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向政界宣传科学知识，一是尽一切可能为科研项目争取更多资金。这一点与我们也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这里是公开辩论，而我们则视之以疏通种种环节的“跑项目”。
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试着去审视哈罗德走过的人生历程，或许有更多有趣的发现。哈罗德经历了从文学梦到医生、科学家，再到投身政治，最后又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中，鲁迅弃医从文、孙文弃医从政均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弃文从医的现象却鲜有听闻，只因医学专业性很强，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历练，没有相对扎实的专业修养，半路改行十分困难，更别谈日后能取得像诺贝尔奖这样的耀眼成就。
哈罗德的每一次转折，似乎都充满故事性。弃文从医，是因为受道格拉斯·布什观点的影响。道格拉斯通过观察发现，许多文学作家现实中的职业是“律师、医生、朝臣、牧师、行政官员或者商人。这意味着写作是他们的副业”；而他后来又放弃临床医生，是因为与一位精神病患者难以沟通；之所以在希望渺茫得不能再渺茫之时，得以进入后来助其擒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因为正在主持研究由甲状腺合成激素的艾拉·帕斯坦受热爱文学的妻子的影响，想找一个有点文学背景的人；后来得以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也仅仅是因为同事们的大力帮助；之所以投身癌症研究，是因为母亲被乳腺癌夺去了生命……
尽管哈罗德一再刻意交代童年时的自己平淡无奇，家庭也与众多美国家庭无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生的诸多转折中，哈罗德总会表现出极其特别的性格品质：他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兴趣，同时又勇于挑战。虽然他一次次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包括一些知名专家拒绝，但这些挫折并未浇灭他努力求知、不断“跨界”的雄心壮志。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还一再实现了目标。
不过，相较于哈罗德个人展现出来的那些独特品质，其所处环境的激励竞争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当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的哈罗德决定跨专业投身于医学行业时，虽然也遭到了哈佛医学院的拒绝，但最终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仅就这一点而言，至少有两大启迪：一是通才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通才教育，哈罗德恐怕只能空有一腔抱负。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不乏中肯之言。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梅贻琦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二是大学理当尽可能为公众实现梦想提供舞台。哈罗德并未详细解释当初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的详细原因，但从美国大学宽进严出的总体模式来看，这样的录取并不代表日后就一定包其成为可用之才。从这一层面讲，更能彰显中国“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古训。
我倒是觉得，就哈罗德一再“跨界”所取得的成功，应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深加思考。内因当然是哈罗德身上的那些优秀特质。外因方面，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激励当年只是一位文学学士的哈罗德，竟然释放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能激励人充分挖潜、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才可能最大限度复制哈罗德的成功模式。
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1939年12月18日～），美国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本书有点像是哈罗德的自传，又有点像是一部将高深研究学问翻译成通俗语言的科普著作，正因如此，他才被人称为“用最为通用的语言将科学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全能科学家。”
虽然顾名思义，《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书名似乎突出了艺术与政治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哈罗德对于在科学研究中如何运用艺术思维的解读并不深刻，不过，本书流利的写作与诙谐的修辞或可视为这种艺术潜移默化的折射，有的语句还掷地有声，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均不为过，如“我们必须首先是健康的国度，方能成为强大的国度。”有时，哈罗德的直言不讳又令我们这些异国他乡的读者感同身受，如他认为，“在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唯一的资金来源是国会的拨款，唯一的目标是在财年结束的前一天巧妙地花光所有的钱”，这些现象恍若就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他更多地借助于演讲与听证，而非“跑部钱进”。
至于政治方面的作用，哈罗德在竞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一职，包括后来面对政界和社会质疑时也一再强调，自己并未真正放弃本职，身为领导，他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向政界宣传科学知识，一是尽一切可能为科研项目争取更多资金。这一点与我们也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这里是公开辩论，而我们则视之以疏通种种环节的“跑项目”。
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试着去审视哈罗德走过的人生历程，或许有更多有趣的发现。哈罗德经历了从文学梦到医生、科学家，再到投身政治，最后又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中，鲁迅弃医从文、孙文弃医从政均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弃文从医的现象却鲜有听闻，只因医学专业性很强，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历练，没有相对扎实的专业修养，半路改行十分困难，更别谈日后能取得像诺贝尔奖这样的耀眼成就。
哈罗德的每一次转折，似乎都充满故事性。弃文从医，是因为受道格拉斯·布什观点的影响。道格拉斯通过观察发现，许多文学作家现实中的职业是“律师、医生、朝臣、牧师、行政官员或者商人。这意味着写作是他们的副业”；而他后来又放弃临床医生，是因为与一位精神病患者难以沟通；之所以在希望渺茫得不能再渺茫之时，得以进入后来助其擒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因为正在主持研究由甲状腺合成激素的艾拉·帕斯坦受热爱文学的妻子的影响，想找一个有点文学背景的人；后来得以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也仅仅是因为同事们的大力帮助；之所以投身癌症研究，是因为母亲被乳腺癌夺去了生命……
尽管哈罗德一再刻意交代童年时的自己平淡无奇，家庭也与众多美国家庭无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生的诸多转折中，哈罗德总会表现出极其特别的性格品质：他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兴趣，同时又勇于挑战。虽然他一次次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包括一些知名专家拒绝，但这些挫折并未浇灭他努力求知、不断“跨界”的雄心壮志。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还一再实现了目标。
不过，相较于哈罗德个人展现出来的那些独特品质，其所处环境的激励竞争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当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的哈罗德决定跨专业投身于医学行业时，虽然也遭到了哈佛医学院的拒绝，但最终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仅就这一点而言，至少有两大启迪：一是通才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通才教育，哈罗德恐怕只能空有一腔抱负。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不乏中肯之言。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梅贻琦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二是大学理当尽可能为公众实现梦想提供舞台。哈罗德并未详细解释当初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的详细原因，但从美国大学宽进严出的总体模式来看，这样的录取并不代表日后就一定包其成为可用之才。从这一层面讲，更能彰显中国“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古训。
我倒是觉得，就哈罗德一再“跨界”所取得的成功，应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深加思考。内因当然是哈罗德身上的那些优秀特质。外因方面，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激励当年只是一位文学学士的哈罗德，竟然释放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能激励人充分挖潜、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才可能最大限度复制哈罗德的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