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契约精神”的光芒 透射“合规文化”的力量
中外保险公司老保险单欣赏（十四） 发布时间：2013-09-04 17:42:45 作者：林振荣 来源：
“战时陆地兵险保险单续保申请书”，票面信息显示，被保险人为“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因“第0009007号”战时陆地兵险保险单即将于（民国三十年）玖月念六日满期，“兹因该项保险仍属需要，请自满期日起续保壹月，相应填具申请书”，“即希查照签发续保背书为荷”，“附缴续保费国币壹仟柒佰念捌元正”。经过审核，添加“照续”批注，并钤盖“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蓝色印章。
最严重的重庆大轰炸中,19条商业街变为一片废墟。
国难当头有担当,
保险人凝聚正能量
1939年12月8日，中央信托局陆地兵险在重庆正式推出，这是世界保险史上的一个创举。同月13日，昆明相继开办。之后，陆续在贵阳、桂林、衡阳、韶关、万县、成都、广元、宝鸡、西安、兰州等地的中央银行内，派驻战时陆地兵险业务主管员，拓展陆地兵险及其他保险市场。小县城及广元、兰州之外的其他三类地区不另派专员，委托当地的中央银行和中信局分支机构代理此项业务。
经营陆地兵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运作运输兵险时更多、更复杂。首先是没有成功的范例来援引共享，国内外均缺乏有价值的费率条款参考资料可供借鉴。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办过短期战时兵险，但规模与范围很小，仅限于承保一些存仓物资，中国保险业界惯常的生搬硬套拿来主义行不通。其次，抗战大后方地域广、战线长、陆地财物战争风险无从测定，危险度极高，且无法规避，这与运输兵险的流动性大、期限短、危险度较分散的情况明显不同。最后，陆地兵险分保问题同样无法解决，华商保险同业无力接受分保，外商同业则不愿接受分保。最终由政府隶定为非盈利性物资保障政策，承诺财政兜底，承担全部责任，暂不办理再保险。
前无古人的伟业，需要大胆创新，谨慎从事。为促进陆地兵险事业健康发展，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办法》《承保战时陆地兵险说明书》《战时陆地兵险限额说明》《陆地兵险保费减费优待范围》《运输工具承保陆地兵险办法》《民营公司代理陆地兵险原则》等许多专门法令法规（注2）。
不仅如此，政府还强化了专项业务监督。早在1938年，中信局为确保运输兵险业务的开展，就聘请保险专家及财政、经济、交通各部代表联合组成战时兵险顾问委员会，履督办之责。陆地兵险开办后，1941年7月，该委员会改组为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专司兵险业务审核及赔偿事宜，用政府强权助推并规范陆地兵险业务发展。
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陆地兵险正式开办后，由于其保险服务为战时工商企业所迫切需要，费率合理、条款明晰、办法简便，故拓展迅速，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赢得广泛好评。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艺术家舒绣文、张瑞芳、秦怡、陶金、顾而已等，都曾为战时兵险壮势，在舞台上作过主旨宣传。
作为特殊险种，陆地兵险的保险标的只限存储或坐落于抗战大后方，且同国计民生相关之存栈货物、生产工具及物资、属于工厂的建筑物三类（1943年５月３日后修订扩充承保范围，兼顾商业行政建筑物、必要设备、运输工具，以及公立或私立经政府立案之图书馆、学校、儿童保育院、公立医院和诊疗所等）。陆地兵险承保范围以飞机轰炸、防空炮火及敌特纵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其保险责任包括“因飞机轰炸射击、空战及防空炮火所致之损毁暨延烧之损失，但轰炸震力所毁之玻璃窗户装修及货物包装或质量上之损失除外”，“因从事消灭前项灾害而致损毁之损失”。明确规定以下事项不予承保：“军政当局命令破坏及征用之损失；灾害发生时之偷窃或劫掠之损失；一般火险之损失；其他不属‘保险范围’之损失等”（注3）。
陆地兵险采用基本费率（其各项费率由中信局参酌危险程度及市面情形，随时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凡投保标的若无附带之加减费条件，一律按定额比例计费。由于陆地兵险的出险率较高，而空袭程度又因时而异，所以基本费率不能采用常规的按年计算办法，改为按每百元按月计算。陆地兵险开办之初，遭空袭密集度颇高，因此基本费率定为每100元4角，后来日军空袭出动频度减低，经过三次改订，到兵险结束时减为每100元2角（注4）。
陆地兵险承保区域遍布大后方14省区各主要城镇，以川、滇、陕三省为重点区域。依危险程度，承保地区被列入三类：一类地区为重庆、桂林、衡阳，按规定费率实收；二类地区为昆明、贵阳、韶关、万县、成都、宝鸡、西安，费率可优待25%；凡未列入一、二类地区者均为三类地区，费率可优待50%，凡长期投保或对抗战有特殊贡献的工业，还可给予特殊优待。保险期限均为一个月，保险费须先缴，中途退保不准退费。对于保险人认为危险过大的保险标的，得向投保人说明理由，拒绝承保。
陆地兵险业务量增加后，出险案件随之增多。鉴于大后方范围广，保险公证行较少，中介办理赔案规程未能健全完备，且由于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变动很快，如按程式委托授权辗转理赔会拖延时日，引发争执，影响行业声誉，因此中信局决定将审查投保、承保、理赔合而为一，尽量自行查勘，“以求翔实而杜流弊”，要求依据保险单条款迅速有效办理理赔。为此，1942年中信局还在重庆公开招考学员50人举办兵险理赔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充实到各分支机构，以解决理赔人员匮乏的燃眉之急。
陆地兵险业务推出后最大的两笔出险理赔，分别发生在重庆和宝鸡。
第一笔是1941年6月的重庆大轰炸。从1940年初开始，日机对陪都保持空袭高压态势，其时陆地兵险保额超过三分之一的标的物集中在重庆市区。到1941年五六月间，日寇益发丧心病狂，竟每天出动上百架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仅6月19日、20日两天，在市中心小梁子、大梁子一带掷下大量燃烧弹，闹市商业区顿成一片火海，楼毁人亡，财物几乎全都焚毁。位于打铁街的中信局陆地兵险总部大楼，也被炸掉了一角。设在郊区的章华毛纺厂、申新纱厂，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开办的“广大华行”，亦遭炸被毁，损失巨大。中信局为此支付的赔款总额高达数百万元之巨。由于敌机轰炸频繁，商店纷纷关门避难，市民购物出现困难，人心浮动，为稳定社会，打击黑市，保证市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重庆市社会局呈请政府批准，列出500家指定商店名单，由中信局开办重庆“指定商店兵险”（属陆地兵险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承保货物以生活必需品为限，门市每店为伍千元保额，联营商店为伍万元，公卖处门市货物为贰万伍千元限额，在实施中发挥出极好的鼓励营业，稳定物价的作用。后随着物价上涨，保额相应增长。
第二笔赔款支付给了陕西宝鸡的“申新四厂”。该厂是“中国纺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申新纺织集团的分厂之一，抗战初由武汉内迁至陕西宝鸡。1942年5月，该厂厂房棉纱仓库被日机投弹击中，损失惨重。时任中信局保险部襄理兼理赔科长的张仲良奉命前往勘察处理，在宝鸡分局兵险业务主管员赵镇圭协助下，面对复杂的灾后局面，他们有条不紊地认真清理残损物资，细致审核损失，依规合理定损，最后提出的理赔方案得到中信局与申新资方双方的认同，均表满意，核定赔款金额高达七十万元，创下陆地兵险单笔赔款案件最高纪录。这笔赔款资金成为“申新四厂”浴火重生的“救命钱”，由于赔款迅速，该厂只停工一个星期便迅速重建和恢复生产，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案树立了国营保险的诚信形象，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认同。两位“太保”也因圆满解决这项棘手的巨额赔案，受到局处领导的嘉奖，荣氏财团方面也登报表示十分信服。
注2、注3：《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暨所属各机关各种法律章则》，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档案，卷宗号366—503。
注4：《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报告》，194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２编《财政经济》（４），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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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有担当,
保险人凝聚正能量
1939年12月8日，中央信托局陆地兵险在重庆正式推出，这是世界保险史上的一个创举。同月13日，昆明相继开办。之后，陆续在贵阳、桂林、衡阳、韶关、万县、成都、广元、宝鸡、西安、兰州等地的中央银行内，派驻战时陆地兵险业务主管员，拓展陆地兵险及其他保险市场。小县城及广元、兰州之外的其他三类地区不另派专员，委托当地的中央银行和中信局分支机构代理此项业务。
经营陆地兵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运作运输兵险时更多、更复杂。首先是没有成功的范例来援引共享，国内外均缺乏有价值的费率条款参考资料可供借鉴。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办过短期战时兵险，但规模与范围很小，仅限于承保一些存仓物资，中国保险业界惯常的生搬硬套拿来主义行不通。其次，抗战大后方地域广、战线长、陆地财物战争风险无从测定，危险度极高，且无法规避，这与运输兵险的流动性大、期限短、危险度较分散的情况明显不同。最后，陆地兵险分保问题同样无法解决，华商保险同业无力接受分保，外商同业则不愿接受分保。最终由政府隶定为非盈利性物资保障政策，承诺财政兜底，承担全部责任，暂不办理再保险。
前无古人的伟业，需要大胆创新，谨慎从事。为促进陆地兵险事业健康发展，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战时保险业管理办法》《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办法》《承保战时陆地兵险说明书》《战时陆地兵险限额说明》《陆地兵险保费减费优待范围》《运输工具承保陆地兵险办法》《民营公司代理陆地兵险原则》等许多专门法令法规（注2）。
不仅如此，政府还强化了专项业务监督。早在1938年，中信局为确保运输兵险业务的开展，就聘请保险专家及财政、经济、交通各部代表联合组成战时兵险顾问委员会，履督办之责。陆地兵险开办后，1941年7月，该委员会改组为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专司兵险业务审核及赔偿事宜，用政府强权助推并规范陆地兵险业务发展。
有关抗战时期“兵险”的资料显示，陆地兵险正式开办后，由于其保险服务为战时工商企业所迫切需要，费率合理、条款明晰、办法简便，故拓展迅速，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赢得广泛好评。当时重庆文艺界的著名艺术家舒绣文、张瑞芳、秦怡、陶金、顾而已等，都曾为战时兵险壮势，在舞台上作过主旨宣传。
作为特殊险种，陆地兵险的保险标的只限存储或坐落于抗战大后方，且同国计民生相关之存栈货物、生产工具及物资、属于工厂的建筑物三类（1943年５月３日后修订扩充承保范围，兼顾商业行政建筑物、必要设备、运输工具，以及公立或私立经政府立案之图书馆、学校、儿童保育院、公立医院和诊疗所等）。陆地兵险承保范围以飞机轰炸、防空炮火及敌特纵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其保险责任包括“因飞机轰炸射击、空战及防空炮火所致之损毁暨延烧之损失，但轰炸震力所毁之玻璃窗户装修及货物包装或质量上之损失除外”，“因从事消灭前项灾害而致损毁之损失”。明确规定以下事项不予承保：“军政当局命令破坏及征用之损失；灾害发生时之偷窃或劫掠之损失；一般火险之损失；其他不属‘保险范围’之损失等”（注3）。
陆地兵险采用基本费率（其各项费率由中信局参酌危险程度及市面情形，随时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凡投保标的若无附带之加减费条件，一律按定额比例计费。由于陆地兵险的出险率较高，而空袭程度又因时而异，所以基本费率不能采用常规的按年计算办法，改为按每百元按月计算。陆地兵险开办之初，遭空袭密集度颇高，因此基本费率定为每100元4角，后来日军空袭出动频度减低，经过三次改订，到兵险结束时减为每100元2角（注4）。
陆地兵险承保区域遍布大后方14省区各主要城镇，以川、滇、陕三省为重点区域。依危险程度，承保地区被列入三类：一类地区为重庆、桂林、衡阳，按规定费率实收；二类地区为昆明、贵阳、韶关、万县、成都、宝鸡、西安，费率可优待25%；凡未列入一、二类地区者均为三类地区，费率可优待50%，凡长期投保或对抗战有特殊贡献的工业，还可给予特殊优待。保险期限均为一个月，保险费须先缴，中途退保不准退费。对于保险人认为危险过大的保险标的，得向投保人说明理由，拒绝承保。
陆地兵险业务量增加后，出险案件随之增多。鉴于大后方范围广，保险公证行较少，中介办理赔案规程未能健全完备，且由于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变动很快，如按程式委托授权辗转理赔会拖延时日，引发争执，影响行业声誉，因此中信局决定将审查投保、承保、理赔合而为一，尽量自行查勘，“以求翔实而杜流弊”，要求依据保险单条款迅速有效办理理赔。为此，1942年中信局还在重庆公开招考学员50人举办兵险理赔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充实到各分支机构，以解决理赔人员匮乏的燃眉之急。
陆地兵险业务推出后最大的两笔出险理赔，分别发生在重庆和宝鸡。
第一笔是1941年6月的重庆大轰炸。从1940年初开始，日机对陪都保持空袭高压态势，其时陆地兵险保额超过三分之一的标的物集中在重庆市区。到1941年五六月间，日寇益发丧心病狂，竟每天出动上百架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仅6月19日、20日两天，在市中心小梁子、大梁子一带掷下大量燃烧弹，闹市商业区顿成一片火海，楼毁人亡，财物几乎全都焚毁。位于打铁街的中信局陆地兵险总部大楼，也被炸掉了一角。设在郊区的章华毛纺厂、申新纱厂，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开办的“广大华行”，亦遭炸被毁，损失巨大。中信局为此支付的赔款总额高达数百万元之巨。由于敌机轰炸频繁，商店纷纷关门避难，市民购物出现困难，人心浮动，为稳定社会，打击黑市，保证市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重庆市社会局呈请政府批准，列出500家指定商店名单，由中信局开办重庆“指定商店兵险”（属陆地兵险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承保货物以生活必需品为限，门市每店为伍千元保额，联营商店为伍万元，公卖处门市货物为贰万伍千元限额，在实施中发挥出极好的鼓励营业，稳定物价的作用。后随着物价上涨，保额相应增长。
第二笔赔款支付给了陕西宝鸡的“申新四厂”。该厂是“中国纺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申新纺织集团的分厂之一，抗战初由武汉内迁至陕西宝鸡。1942年5月，该厂厂房棉纱仓库被日机投弹击中，损失惨重。时任中信局保险部襄理兼理赔科长的张仲良奉命前往勘察处理，在宝鸡分局兵险业务主管员赵镇圭协助下，面对复杂的灾后局面，他们有条不紊地认真清理残损物资，细致审核损失，依规合理定损，最后提出的理赔方案得到中信局与申新资方双方的认同，均表满意，核定赔款金额高达七十万元，创下陆地兵险单笔赔款案件最高纪录。这笔赔款资金成为“申新四厂”浴火重生的“救命钱”，由于赔款迅速，该厂只停工一个星期便迅速重建和恢复生产，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案树立了国营保险的诚信形象，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认同。两位“太保”也因圆满解决这项棘手的巨额赔案，受到局处领导的嘉奖，荣氏财团方面也登报表示十分信服。
注2、注3：《战时兵险审核委员会暨所属各机关各种法律章则》，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档案，卷宗号366—503。
注4：《中央信托局办理战时兵险报告》，194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２编《财政经济》（４），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