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代的慢船
发布时间：2013-08-29 12:17:02 作者：谢镇远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葛文·杨是英国《观察家报》的记者,在采访了15个国家的战争或革命后，决定给自己放假，并设计了一趟奇怪的旅行：实现他从小的海上冒险理想，乘船周游世界。
他随性选择广州作为旅程终点，拿着地图在路途中勾选要停靠的城市，有些是他做记者时曾到访的，有些只是因为他觉得地名好听。方式不是乘一条远洋邮轮，而是要搭乘不同的船只，“跳换”着前进。那是1970年代末，世界已进入飞行旅行时代，对他如此“作”的计划，从各旅行社、航运公司返回的信息，都不太乐观。也许这反而带给他兴奋之感，总之他准备了些行头和读物，在一个8月的早晨上路了。出发前一晚，杨有点失眠，在他30年的旅行生涯里，每次出远门前都不免会觉得自己可能一去不返，此次亦然。
足足7个月之后，旅行果然在广州结束，几年后他出版了记录这个行程和故事的书——《慢船到中国》。书的第一段是：这是个简单不过的主意：连续数月，搭乘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船只前往各地，看看会遇上什么事情。它们取材自“逃向海洋”的古老想法，一种孩提时代的想望，培育自“无数的故事，传奇故事，关于船只、星子及善良之人居住的岛屿”。
他从伦敦飞到雅典，把希腊选作下水之地，从此开始了半年时间里不断跟各种港务人员、船长和水手、签证官、船运老板，以及短暂的菲律宾武装反叛者打交道的历程。貌似一切只为了延续一段又一段的航程、接近既定目标，其实所有遭遇都陆续进入了他设想中的游记书段落，我想，他要的就是这个。
路上
他途经塞浦路斯，这个被土耳其和希腊分裂的岛屿，目睹了在希腊一侧不得不迁往土耳其一边的土耳其村民：把带不走的动物和机械卖给邻近的希腊农民，带得走的缝纫机和锅铲搬上卡车；老人颤抖着给房门上锁，好像他只是出门散步；壁炉里闷烧的火尚未熄灭。
在苏伊士，杨跟一个叫哈塔的航运经理聊六日战争，哈塔说苏伊士本有13万人口，被轰炸后跑得只剩三四千人，变作死城。杨则说他也曾短暂停留在苏伊士，出于好玩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一个半埋在瓦砾中的邮筒，寄给伦敦的新闻编辑，心想可能要几年后才会投递到，结果却在十天后就寄达了。
从迪拜到卡拉奇，他目睹了巴基斯坦船员一改海上的邋遢相，在登陆前精心修剪、梳理胡须，或者用钳子拔，再换上体面的衣服，喷香水。他们从迪拜为自己和亲属购买收音机、唱盘、饼干、衣物，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年的中国，当然还有如今的奶粉。为避免在海关遇到麻烦，他们拼命把许多件衣服套在同一个身体上。还有港口与肾上腺素的关系：无论你离开得多么短暂，或将停留多久，一到港口，肾上腺素就“开始起作用”。
行程在卡拉奇搁浅，巴印之间的政治纠葛使他无法乘船前往孟买，纵然万般无奈，也不得不改乘飞机。结果是漫长的航班延误，机场汹涌的人潮和各种办事不便，让他可怜巴巴地想：何时才能再倚靠着船的栏杆，跟那些形形色色可爱的船员厮混一处。
这位无事忙的行者，每到达一个码头总是急着寻找下一条船，但麻烦不断。在科伦坡等船时，他贸然登上一条小破船，抽空前往马尔代夫，于是在海上遇险，极度不安中他梦见“一座大岛徐徐自水中升起”，其实那是一条鲸鱼，它不会只是静静卧在海里，这只像“伊丽莎白女王号”一样大的海怪高高跃起数百英尺，他紧紧抓着小船边缘，绝望地等着怪物掉回海面产生的震荡。暴风雨可不是梦，他得带着被甩到地上撞出来的瘀伤，一只脚踩住舱壁、一只脚蹬着天花板、手抓窗框来固定自己。在悬崖般的巨浪打击下，他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而当风暴过去，风平浪静，海豚跳跃在侧，船员高亢地歌唱“你看你看这就是爱”时，他又高兴自己就在这里了。
他搭乘的除了嘈杂的机动船，还有“沉静缓慢”的帆船：从斯里兰卡航向印度，这条双桅纵帆船该出发了，却没有风，过了一个半小时仍在科伦坡港里。船员只能跳或游到别的船上，像纤夫一样拉着帆船走。结果也许是一个法术让他们借得东风，一个泰米尔水手嘴唇紧闭，吹起口哨，像“哀伤的鸟鸣”，就有“某个东西吹拂了”杨的发梢，风来了!大伙手忙脚乱升起各种风帆，“有如白色火焰吞噬桅杆”。
大海不曾改变
那个时代的海上航行还是危险的吗？一位船长告诉杨，当年他所在的公司已有两艘船沉没。之前一年的冬天，一条德国两三万吨级的船从不来梅开往北美途中，在风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没人知道原因。
杨在被困港口的无聊日子里，翻阅商船名录里记录的意外事件，那些惊人的记载显示“船运界的平静外表给人多么错误的印象”：有17名船员的“盛兴号”消失，“米里那号”被断定已解体沉没，“印度那号”只有一人生还，“吉斯·瑞亚号”撞上勘油平台在墨西哥湾沉没。作家康拉德写到“米里那号”的失踪：栏杆、救生圈、碎片、桨，无法为突如其来的结局提供地点或日期。《船运新闻报》甚至无法称之为“丧失全船人员”。它只是“失踪”；谜样消失，成为世界般大的谜团。
忧伤
他遇到一船又一船东方的水手们，他花大量时间观察他们的行为， 用拍立得跟他们拉近关系，了解他们的梦想，总结船长们性格和行为的共同之处。他被他们喜欢也喜欢上他们。才上路不久，在告别只搭乘了一天一夜的“派崔克·维也戎号”时，他登上接他上岸的小艇，双方背道而驰让他快速拉开与大船的距离，他猜船舷上朝他挥手的人应该很快就看不见他竖起大拇指的手势了。“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这并非我最后一次充满强烈的被抛弃感”。有过远行经历的人，对这种旅途上的情感当不陌生，你甚至可能对萍水相逢的人，突如其来产生深情和依恋。
相信他会一再被这样的感觉所笼罩。但他再次正面描述这种情谊，是在离开印度港口土提柯林时，他上岸后仍与船员们来往，去他们家中做客，却也并无较之其他时候程度更深的密切关系。但当他要乘火车前往马德拉斯时，站台上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一个船员带着用线绳绑着的泰米尔甜点，冲到站台来送行；另一个把一串白、橘、红花串成的花环套到他的脖子上，再往他手里塞一颗小柠檬——那是泰米尔人表达尊敬的象征；有人帮他数区区两件的行李，“头前后摇摆，泪水滑下他的脸庞”，在握手时亲吻杨的手。即便此时，杨的表述依然是克制的，他没有坦白在这过程中他自己的表现，在长时间挥手作别后，也只是说到自己的“失落感”“恢复正常以后”。
遭遇武装分子
客观地说，葛文·杨的旅程应属有惊无险，有故事但也说不上冒险。称得上紧张的大概在从马来西亚山打根前往菲律宾的三宝颜时，因为它们之间的苏禄海上，活跃着杀人越货的海盗和反抗马科斯统治的武装反叛者。杨乘一条菲律宾商船渡海，并遭遇了武装分子登船。他凭借西方人的独特，应对的精明和从容，以及惯用伎俩——用他的拍立得给不速之客照相，得以保住性命和夹克，仅失去了望远镜。另一次他们误以为海盗正在逼近，杨只是鼓足勇气才没有立即趴下以防海盗射击，结果是虚惊一场。最后船长把他送上一座小岛，换小船前往三宝颜。登陆后他已是满身泥污，却因为终能安全抵达而欣喜若狂。
这已经接近行程的尾声了，接下来有豪华船只把他送到香港，他跟随警方人员出巡，亲见他们在深圳河的夜色里堵截大陆偷渡者。之后再前往澳门和广州，在后一个行程中，大概像今日的朝鲜游一样，在有人陪同下草草游览若干景点，随即返回香港。我想他此刻大概已无多少对红色中国的好奇之心，他人为的、无中生有的伟大壮举，就此功德圆满。全书戛然而止。
有故事的人
葛文·杨在英国康沃尔与南威尔士度过少年时期，然后进入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毕业后曾在伊拉克一家船运公司任职，后在伊拉克两河流域与沼泽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又再与阿拉伯西南部的游牧民共处。1960年在突尼斯加入《观察家报》任驻外记者。其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回归沼地》（Return to the Marshes， 1977）、《伊拉克：两河之地》（Iraq， Land of Two Rivers， 1988）、《慢船归乡》（Slow Boats Home， 1985）、《二陆之隔》（Worlds Apart， 1987）、《狮岩之外》（Beyond Lion Rock， 1988）等。
读旅行文学作品，既是通过作者的双眼看到他们的历程，也会渐渐反观到作者本人。这些成熟的作品，笔端一般很少表现自己，但他们多多少少总会流露本心，如《寻路中国》里海斯勒的仗义，如《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里保罗·索鲁的尖锐。看《慢船到中国》，可以发现葛文·杨在文学领域的渊博。行程中主要是与底层劳动者打交道，但当他遇到有知识的人时，立即会展开文学上的交流，甚至不乏卖弄之心，这时的他就恍如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还穿插着记述了他在越战时期在柬埔寨的血与火的经历，在菲律宾时也稍稍提及曾采访马科斯的旧事，只不过是借屈伏塔和流行音乐在这个国家引人发噱的流行一笔带过。这让读者意识到在这趟行程中认识到的那个似乎胸无城府、个性简单的作者，却还是个有经历的人。
由于大陆长时间并不重视译介旅行文学，葛文·杨对于国人大概是陌生的。读罢此作，不禁马上去搜索他的资料，可惜少之又少。他这趟慢船之旅盖在1979年，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那是个有点性感的年份：虽然有点熟悉，但那一年的形状和色彩，在记忆里是完全不确凿了。很想看看他镜头下的那个年代，他在书中写到携带的相机，写到拍照的情节——他这一路一定拍了不少照片，但却一张也找不到，网上没有，书中使用的是很多手绘插画。
搜索的结果还包括得知，他已于2001年1月18日在伦敦仙逝，终年72岁。
旅行文学像一道道一闪而逝的闪电，瞬间照亮作者的旅途，用它特有的“惊鸿一瞥”,让读者看到某些幽暗历史的瞬间,虽说短暂,却也真切,令人难忘。比如葛文·杨所记述的希土之争分割的塞浦路斯,果阿嬉皮天堂的动人故事,二战毁掉了西班牙式优雅的马尼拉,以及中国大陆的偷渡客。这也是伟大游记作品的价值与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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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杨是英国《观察家报》的记者,在采访了15个国家的战争或革命后，决定给自己放假，并设计了一趟奇怪的旅行：实现他从小的海上冒险理想，乘船周游世界。
他随性选择广州作为旅程终点，拿着地图在路途中勾选要停靠的城市，有些是他做记者时曾到访的，有些只是因为他觉得地名好听。方式不是乘一条远洋邮轮，而是要搭乘不同的船只，“跳换”着前进。那是1970年代末，世界已进入飞行旅行时代，对他如此“作”的计划，从各旅行社、航运公司返回的信息，都不太乐观。也许这反而带给他兴奋之感，总之他准备了些行头和读物，在一个8月的早晨上路了。出发前一晚，杨有点失眠，在他30年的旅行生涯里，每次出远门前都不免会觉得自己可能一去不返，此次亦然。
足足7个月之后，旅行果然在广州结束，几年后他出版了记录这个行程和故事的书——《慢船到中国》。书的第一段是：这是个简单不过的主意：连续数月，搭乘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船只前往各地，看看会遇上什么事情。它们取材自“逃向海洋”的古老想法，一种孩提时代的想望，培育自“无数的故事，传奇故事，关于船只、星子及善良之人居住的岛屿”。
他从伦敦飞到雅典，把希腊选作下水之地，从此开始了半年时间里不断跟各种港务人员、船长和水手、签证官、船运老板，以及短暂的菲律宾武装反叛者打交道的历程。貌似一切只为了延续一段又一段的航程、接近既定目标，其实所有遭遇都陆续进入了他设想中的游记书段落，我想，他要的就是这个。
路上
他途经塞浦路斯，这个被土耳其和希腊分裂的岛屿，目睹了在希腊一侧不得不迁往土耳其一边的土耳其村民：把带不走的动物和机械卖给邻近的希腊农民，带得走的缝纫机和锅铲搬上卡车；老人颤抖着给房门上锁，好像他只是出门散步；壁炉里闷烧的火尚未熄灭。
在苏伊士，杨跟一个叫哈塔的航运经理聊六日战争，哈塔说苏伊士本有13万人口，被轰炸后跑得只剩三四千人，变作死城。杨则说他也曾短暂停留在苏伊士，出于好玩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一个半埋在瓦砾中的邮筒，寄给伦敦的新闻编辑，心想可能要几年后才会投递到，结果却在十天后就寄达了。
从迪拜到卡拉奇，他目睹了巴基斯坦船员一改海上的邋遢相，在登陆前精心修剪、梳理胡须，或者用钳子拔，再换上体面的衣服，喷香水。他们从迪拜为自己和亲属购买收音机、唱盘、饼干、衣物，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年的中国，当然还有如今的奶粉。为避免在海关遇到麻烦，他们拼命把许多件衣服套在同一个身体上。还有港口与肾上腺素的关系：无论你离开得多么短暂，或将停留多久，一到港口，肾上腺素就“开始起作用”。
行程在卡拉奇搁浅，巴印之间的政治纠葛使他无法乘船前往孟买，纵然万般无奈，也不得不改乘飞机。结果是漫长的航班延误，机场汹涌的人潮和各种办事不便，让他可怜巴巴地想：何时才能再倚靠着船的栏杆，跟那些形形色色可爱的船员厮混一处。
这位无事忙的行者，每到达一个码头总是急着寻找下一条船，但麻烦不断。在科伦坡等船时，他贸然登上一条小破船，抽空前往马尔代夫，于是在海上遇险，极度不安中他梦见“一座大岛徐徐自水中升起”，其实那是一条鲸鱼，它不会只是静静卧在海里，这只像“伊丽莎白女王号”一样大的海怪高高跃起数百英尺，他紧紧抓着小船边缘，绝望地等着怪物掉回海面产生的震荡。暴风雨可不是梦，他得带着被甩到地上撞出来的瘀伤，一只脚踩住舱壁、一只脚蹬着天花板、手抓窗框来固定自己。在悬崖般的巨浪打击下，他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而当风暴过去，风平浪静，海豚跳跃在侧，船员高亢地歌唱“你看你看这就是爱”时，他又高兴自己就在这里了。
他搭乘的除了嘈杂的机动船，还有“沉静缓慢”的帆船：从斯里兰卡航向印度，这条双桅纵帆船该出发了，却没有风，过了一个半小时仍在科伦坡港里。船员只能跳或游到别的船上，像纤夫一样拉着帆船走。结果也许是一个法术让他们借得东风，一个泰米尔水手嘴唇紧闭，吹起口哨，像“哀伤的鸟鸣”，就有“某个东西吹拂了”杨的发梢，风来了!大伙手忙脚乱升起各种风帆，“有如白色火焰吞噬桅杆”。
大海不曾改变
那个时代的海上航行还是危险的吗？一位船长告诉杨，当年他所在的公司已有两艘船沉没。之前一年的冬天，一条德国两三万吨级的船从不来梅开往北美途中，在风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没人知道原因。
杨在被困港口的无聊日子里，翻阅商船名录里记录的意外事件，那些惊人的记载显示“船运界的平静外表给人多么错误的印象”：有17名船员的“盛兴号”消失，“米里那号”被断定已解体沉没，“印度那号”只有一人生还，“吉斯·瑞亚号”撞上勘油平台在墨西哥湾沉没。作家康拉德写到“米里那号”的失踪：栏杆、救生圈、碎片、桨，无法为突如其来的结局提供地点或日期。《船运新闻报》甚至无法称之为“丧失全船人员”。它只是“失踪”；谜样消失，成为世界般大的谜团。
忧伤
他遇到一船又一船东方的水手们，他花大量时间观察他们的行为， 用拍立得跟他们拉近关系，了解他们的梦想，总结船长们性格和行为的共同之处。他被他们喜欢也喜欢上他们。才上路不久，在告别只搭乘了一天一夜的“派崔克·维也戎号”时，他登上接他上岸的小艇，双方背道而驰让他快速拉开与大船的距离，他猜船舷上朝他挥手的人应该很快就看不见他竖起大拇指的手势了。“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这并非我最后一次充满强烈的被抛弃感”。有过远行经历的人，对这种旅途上的情感当不陌生，你甚至可能对萍水相逢的人，突如其来产生深情和依恋。
相信他会一再被这样的感觉所笼罩。但他再次正面描述这种情谊，是在离开印度港口土提柯林时，他上岸后仍与船员们来往，去他们家中做客，却也并无较之其他时候程度更深的密切关系。但当他要乘火车前往马德拉斯时，站台上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一个船员带着用线绳绑着的泰米尔甜点，冲到站台来送行；另一个把一串白、橘、红花串成的花环套到他的脖子上，再往他手里塞一颗小柠檬——那是泰米尔人表达尊敬的象征；有人帮他数区区两件的行李，“头前后摇摆，泪水滑下他的脸庞”，在握手时亲吻杨的手。即便此时，杨的表述依然是克制的，他没有坦白在这过程中他自己的表现，在长时间挥手作别后，也只是说到自己的“失落感”“恢复正常以后”。
遭遇武装分子
客观地说，葛文·杨的旅程应属有惊无险，有故事但也说不上冒险。称得上紧张的大概在从马来西亚山打根前往菲律宾的三宝颜时，因为它们之间的苏禄海上，活跃着杀人越货的海盗和反抗马科斯统治的武装反叛者。杨乘一条菲律宾商船渡海，并遭遇了武装分子登船。他凭借西方人的独特，应对的精明和从容，以及惯用伎俩——用他的拍立得给不速之客照相，得以保住性命和夹克，仅失去了望远镜。另一次他们误以为海盗正在逼近，杨只是鼓足勇气才没有立即趴下以防海盗射击，结果是虚惊一场。最后船长把他送上一座小岛，换小船前往三宝颜。登陆后他已是满身泥污，却因为终能安全抵达而欣喜若狂。
这已经接近行程的尾声了，接下来有豪华船只把他送到香港，他跟随警方人员出巡，亲见他们在深圳河的夜色里堵截大陆偷渡者。之后再前往澳门和广州，在后一个行程中，大概像今日的朝鲜游一样，在有人陪同下草草游览若干景点，随即返回香港。我想他此刻大概已无多少对红色中国的好奇之心，他人为的、无中生有的伟大壮举，就此功德圆满。全书戛然而止。
有故事的人
葛文·杨在英国康沃尔与南威尔士度过少年时期，然后进入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毕业后曾在伊拉克一家船运公司任职，后在伊拉克两河流域与沼泽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又再与阿拉伯西南部的游牧民共处。1960年在突尼斯加入《观察家报》任驻外记者。其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回归沼地》（Return to the Marshes， 1977）、《伊拉克：两河之地》（Iraq， Land of Two Rivers， 1988）、《慢船归乡》（Slow Boats Home， 1985）、《二陆之隔》（Worlds Apart， 1987）、《狮岩之外》（Beyond Lion Rock， 1988）等。
读旅行文学作品，既是通过作者的双眼看到他们的历程，也会渐渐反观到作者本人。这些成熟的作品，笔端一般很少表现自己，但他们多多少少总会流露本心，如《寻路中国》里海斯勒的仗义，如《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里保罗·索鲁的尖锐。看《慢船到中国》，可以发现葛文·杨在文学领域的渊博。行程中主要是与底层劳动者打交道，但当他遇到有知识的人时，立即会展开文学上的交流，甚至不乏卖弄之心，这时的他就恍如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还穿插着记述了他在越战时期在柬埔寨的血与火的经历，在菲律宾时也稍稍提及曾采访马科斯的旧事，只不过是借屈伏塔和流行音乐在这个国家引人发噱的流行一笔带过。这让读者意识到在这趟行程中认识到的那个似乎胸无城府、个性简单的作者，却还是个有经历的人。
由于大陆长时间并不重视译介旅行文学，葛文·杨对于国人大概是陌生的。读罢此作，不禁马上去搜索他的资料，可惜少之又少。他这趟慢船之旅盖在1979年，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那是个有点性感的年份：虽然有点熟悉，但那一年的形状和色彩，在记忆里是完全不确凿了。很想看看他镜头下的那个年代，他在书中写到携带的相机，写到拍照的情节——他这一路一定拍了不少照片，但却一张也找不到，网上没有，书中使用的是很多手绘插画。
搜索的结果还包括得知，他已于2001年1月18日在伦敦仙逝，终年72岁。
旅行文学像一道道一闪而逝的闪电，瞬间照亮作者的旅途，用它特有的“惊鸿一瞥”,让读者看到某些幽暗历史的瞬间,虽说短暂,却也真切,令人难忘。比如葛文·杨所记述的希土之争分割的塞浦路斯,果阿嬉皮天堂的动人故事,二战毁掉了西班牙式优雅的马尼拉,以及中国大陆的偷渡客。这也是伟大游记作品的价值与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