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与厚意
——读《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发布时间：2013-08-29 11:42:10 作者： 来源：
□路来森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全书共收文章17篇，其中有6篇发表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出版物，是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各种文集中从未收录过的。更为可喜的是，书中还配发了多张图片，均是余先生亲自提供，亦是以往从未发表过的。
读其文，识其人。阅读余先生的《师友记往》，我们感受得到的，是处处洋溢着的余先生对师友的深情和厚意。
余先生怀念师友的文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在阐述“治学与做人”的关系，侧重于记叙“其人其学”，为师友“立功、立名”。“逸闻趣事”，不属于余先生记叙的重点。源于此，余先生在记人时，就往往从大处着眼，从宏观上去概括一个人一生的业绩。费正清，是美国著名史学家，他的主要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他的研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可谓“复杂人物”。余先生在记叙费正清时，就抓住了三个方面：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费正清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三个方面，三条线索，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是费正清的主要业绩所在，主要思想观点所在。“治学与做人”，是有着相互间的关系的，余先生在行文时，很注重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在记叙洪业时，除介绍洪业的研究成果外，还特别介绍了洪业“实事求是，不稍假借”的朴学精神，他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得洪先生的“治学与做人”，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记人，很好地处理了大与小的关系。大，自然是指一个人的学术业绩；小，则是指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正是这些“小事情”，却从某些方面，表现着一个人的真品性、真性情。为了凸显一个人的真性情，使人物变得饱满而富有个性，余先生在记人时，也很注重抓住人物“小”的方面。“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双目炯炯、神采飞扬。最难得的是他对我这个小孩子非常关切、关怀，问了许多有关我学业和情趣方面的问题。一般老一代的中国长辈对小孩子都不十分认真，在这种场合，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了。其实小孩子最敏感，谁真正关心他，谁敷衍他，心中是有数的。我当时便感觉到纪忠叔与众不同，他是全神贯注地与我交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纪忠叔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余先生“怀念余纪忠先生”中的一段话，通过一个大人与一名小孩子的一次认真谈话，余先生看到的是余纪忠先生“对于人的尊重”的美好品质。为了表现人物的真性情，余先生在行文中，还善于抓“点”，即抓住人物的一点或两点，来表现人物。例如，在《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一文中，他就抓住了陈颖士“痴迷于京剧”和“他的古典诗词创作”两点来展开记叙，使得陈颖士先生“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诗人性情，和两人的和谐的友情，弥漫于纸上。
师友情怀，深情厚谊。余先生的怀念文字，对象多为师友，读其文，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他对师友的那种浓挚的深情。文章，总是在客观的叙述下，多褒笔。钱穆先生，是余先生的老师，他记叙钱穆先生：是“即之则温”的典型；他感情深厚，但又能“以理驭情，恰到好处”；他具备“真精神，真生命”。更为可贵的是，余先生不以意识形态而论人，对于大陆的学人，他也同样给以极高的评价。余先生与钱钟书先生，只有两面之缘，但他却深深地佩服钱钟书先生的学识和为人，给予钱钟书先生极高的评价：“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此等评价，可谓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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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全书共收文章17篇，其中有6篇发表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出版物，是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各种文集中从未收录过的。更为可喜的是，书中还配发了多张图片，均是余先生亲自提供，亦是以往从未发表过的。
读其文，识其人。阅读余先生的《师友记往》，我们感受得到的，是处处洋溢着的余先生对师友的深情和厚意。
余先生怀念师友的文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在阐述“治学与做人”的关系，侧重于记叙“其人其学”，为师友“立功、立名”。“逸闻趣事”，不属于余先生记叙的重点。源于此，余先生在记人时，就往往从大处着眼，从宏观上去概括一个人一生的业绩。费正清，是美国著名史学家，他的主要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他的研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可谓“复杂人物”。余先生在记叙费正清时，就抓住了三个方面：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费正清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三个方面，三条线索，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是费正清的主要业绩所在，主要思想观点所在。“治学与做人”，是有着相互间的关系的，余先生在行文时，很注重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在记叙洪业时，除介绍洪业的研究成果外，还特别介绍了洪业“实事求是，不稍假借”的朴学精神，他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得洪先生的“治学与做人”，相得益彰，相互辉映。
记人，很好地处理了大与小的关系。大，自然是指一个人的学术业绩；小，则是指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正是这些“小事情”，却从某些方面，表现着一个人的真品性、真性情。为了凸显一个人的真性情，使人物变得饱满而富有个性，余先生在记人时，也很注重抓住人物“小”的方面。“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双目炯炯、神采飞扬。最难得的是他对我这个小孩子非常关切、关怀，问了许多有关我学业和情趣方面的问题。一般老一代的中国长辈对小孩子都不十分认真，在这种场合，三言两语就打发过去了。其实小孩子最敏感，谁真正关心他，谁敷衍他，心中是有数的。我当时便感觉到纪忠叔与众不同，他是全神贯注地与我交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纪忠叔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余先生“怀念余纪忠先生”中的一段话，通过一个大人与一名小孩子的一次认真谈话，余先生看到的是余纪忠先生“对于人的尊重”的美好品质。为了表现人物的真性情，余先生在行文中，还善于抓“点”，即抓住人物的一点或两点，来表现人物。例如，在《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一文中，他就抓住了陈颖士“痴迷于京剧”和“他的古典诗词创作”两点来展开记叙，使得陈颖士先生“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诗人性情，和两人的和谐的友情，弥漫于纸上。
师友情怀，深情厚谊。余先生的怀念文字，对象多为师友，读其文，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他对师友的那种浓挚的深情。文章，总是在客观的叙述下，多褒笔。钱穆先生，是余先生的老师，他记叙钱穆先生：是“即之则温”的典型；他感情深厚，但又能“以理驭情，恰到好处”；他具备“真精神，真生命”。更为可贵的是，余先生不以意识形态而论人，对于大陆的学人，他也同样给以极高的评价。余先生与钱钟书先生，只有两面之缘，但他却深深地佩服钱钟书先生的学识和为人，给予钱钟书先生极高的评价：“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此等评价，可谓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