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11个“右派”

    □林颐

    作为中国人，多半都听说过“右派分子”这个称谓，以及与此有关的那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但对这场运动的具体过程，大概都不甚了了。陈徒手，《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室主任，通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撰写《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为我们复原出当时境况。

    该书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该书的写作内容，展示的都是当时的档案和材料，因而呈现出严谨求真的“史料性风格”。

    11位教授的“被思想改造”过程，每个人有所不同：俞平伯从抵制到转弯、马寅初坚持立场、陈垣积极要求入党、冯友兰在哲学斗争中的个人挣扎……个体经历的差异，撇开具体的细节，其实过程大同小异：党支部主持监督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大会小会检讨批判接连不断；青年教师和学生无视教授的存在自己搞自己的，还不时炮轰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毒草”；教授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捧着僵化的教材照本宣科，“上课时两把冷汗，下课时满头大汗”，学术研究无法正常进行停滞不前……

    11位教授的命运，浓缩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被打倒被否定被蔑视被践踏。在政治的大风暴中，茫然四顾，无处容身，空有满腹才学而不得施展，面对诸般荒唐而不能言语，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悲剧。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遵循自己的学术良心和文化修养说真话，是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共同认定共同具有的根本品格。国家政治文化机制的职能之一，就是提倡和保护这种品格，而非干涉、破坏甚至摧毁。我们可以不同意某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面对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唯有如此，郁达夫先生所说“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轻侮。被思想改造，只能得到被阉割的思想，以及被阉割的人格、还有国格。